培训机构成“公害”，真正问题出在哪？学校教育！

　　原标题：治理减负难，对焦学校教育“刮骨疗伤”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小学生减负”“课后三点半”等问题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这些都是长期被诟病的“老问题”，多年来反复治理却始终存在。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能是“头痛医头”的末端治理，而需要从源头上综合治理，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教育生态，将家长、学生从种种纠结中解放出来，重新树立对教育功能的价值认同。

　　对话嘉宾：

　　杨东平（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赵琬微（半月谈文化教育领域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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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机构成“公害”，真正的问题出在学校教育

　　赵琬微：

　　前些日子，教育部等四部门发文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目前已初见成效。

　　但由于“减负”问题存在多年，学生负担过重成因复杂，专项治理“一阵风”的长期效果还是让人不敢放心。对这些校外培训机构，您怎么看？

　　杨东平：

　　这一轮的教育治理首先从课外培训开始，因为课外培训问题非常突出，绑架了学校教育，成为社会的“公害”。

　　大家首先看到的是培训机构对学生负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稍微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仅仅是“病灶”而已。

　　培训机构被称作“影子教育”，因为它与课堂教学如影随形。真正的问题出在学校教育，正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催生了繁盛的培训机构。

　　为什么家长要花钱去辅导，为什么多年“减负”治理越减越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减负”课题组调研发现，在上海、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课外补习已经演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

　　为什么“大吃大喝”管得住，一个培训却管不住？很简单，地方教育部门的整个评价体系都是应试导向，这才是问题根源。

　　其次才是教育机构的逐利，家长的无理性等。这一轮对课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从去年开始，上海、成都开始试点，要求对义务教育负有管理责任的地方政府改善治理方式。

　　可以说，应试教育这么多年，我们“小升初”激烈的程度，完全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宗旨，对教育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

　　这种不健康的生态是由公办学校、培训机构、民办学校、家长、地方政府等不同的利益主体共同催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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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的学业负担来自校内

　　赵琬微：

　　我理解的教育“生态失衡”是多数人违规，造成明规则失效、潜规则横行，甚至本末倒置。

　　有人形象地比喻为“剧场效应”或者“破窗效应”，因为前排起立的人太多了，所以其他人也被迫跟着站起来，迫于无奈。

　　杨东平：

　　每个剧场都有保安，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守夜人。政府不能放弃这个责任，需要深入细致地做工作。

　　首先，要承认学校之间有差距，“择校”热宜疏不宜堵。比如，北京和上海经过义务教育均衡验收，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一个学区里，只要有一所比较差，家长还是会择校，所以如果有薄弱校，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定点解决问题。

　　第二，对培训机构恶劣的做法要坚决打击。中国培训机构完全把教育作为生意来经营，其状况比亚洲其他国家要恶劣许多。

　　比如对2岁孩子进行奥数教育，幼小衔接班宣传一个暑假就可以让学前儿童达到小学三年级水平，等等。一些培训机构总是搞这种东西，不断地突破底线，不择手段地谋利。

　　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要说什么遵循教育规律，连良心都没有了。这些培训机构的背后，是某些上市公司在资本的推动下有极强的趋利动机。

　　从世界各国看，对培训机构的管理整顿都是非常严格的。比如韩国对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进行详细规定和限制，规定“一对一”1小时最多不能超过多少钱。

　　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比较细的管理，上海、成都的管理措施对培训时间有了要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的管理需要细化、提升。

　　赵琬微：

　　课外培训增加学校压力，绑架了学校教育，许多老师也很无奈。有的老师说，因为许多孩子超前学习，自己不得不重新备课或者分层教学，加大了工作量。

　　杨东平：

　　公办学校校长讲得最多的是“我们减负，家长加负担”。可是，学校是不是完全无辜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我们调查发现，70%的学业负担来自校内。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我们发现很多公办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数据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