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遭遇“应试教育”掣肘的多因素分析

　　（边新灿 李祎 范笑仙）

　　提要：满载素质教育理想的新高考改革启动后成效初显，但是也受到“应试教育”惯性的顽强阻碍和掣肘，出现了改革理念获得高度认同和实际推进中我行我素、功利应试倾向仍然非常严重的强烈反差。新高考改革推进何以如此艰难，“应试教育”落后的教育行为何以能顽强生长？本文着重探讨其成因也尝试提出对策。考试不是“应试教育”倾向、行为的根本原因，但它放大、加剧了“应试教育”行为的片面性、短视性、投机性。社会公共职位任职资格和优质教育机会资源的稀缺性是“应试教育”产生的客观基础；优质教育机会资源的公共性、高利害性，使公平成为公众对

　　其分配制度的最强烈诉求；公平与效益的两难制衡及对统一笔试评价模式的路径依赖，是“应试教育”产生的制度诱因和助燃剂；学历文凭的出现使教育的功利应试倾向更趋复杂；个体过度功利化、短视化，是“应试教育”产生的直接原因；社会“集体无意识”在公众道德和文化心理层面给“应试教育”行为提供了支撑。对“应试教育”要正名，如继续使用，需由权威文件明确界定以免产生歧义；也可改为“教育的过度应试（或过度功利化）现象（倾向）”，或恢复“片面追求升学率”。对教育的过度应试现象要树立综合治理、长期治理的理念，确立“正视无法改变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引导可以改变的”和“道术并举、标本兼治”的策略。

　　关键词： 新高考改革 应试教育 成因和对策

　　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已走过5年历程。本文第一作者参与了浙江改革方案的宣传解读和跟踪调研，深切体会到，新高考改革以学生为本、通过文理融通扩大选择空间、探索综合评价和过程评价的改革取向得到教师学生和家长的高度认同，但是在选科等具体环节上则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功利性、应试性倾向，满载素质教育理想的改革遭遇功利应试惯性的顽强阻碍和掣肘。与以往隐藏在教学过程中的应试倾向不同，在实行选考的新机制下应试倾向以功利性选科、固化排课组合、曲线绕道录取、并开全部科目、突击会战、节假日补课等形式露出水面，能否有效控制过度应试倾向直接决定高考改革能否达成预期目标。本文作者在研究中国古今社会评价选拔制度演变脉络时发现，应试现象古已有之，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成因，其中政府、学校和考生本人的利益考量中，纠缠着公平和效益的复杂因素，同时应试现象有很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积淀的支撑。以历史为观照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既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又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一、 “应试教育”的实质及与考试的关系

　　关于“应试教育”的讨论，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适应现代化建设对提高民族素质的要求形成了“素质教育”的概念[①]，同时在原来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基础上，经由“升学教育”[②]，进而提出了“应试教育”的概念[③]，学术界展开了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热烈讨论。当时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对“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内涵、特征和两者关系的揭示，总体上是对“应试教育”（含“升学教育”）一边倒的批评。第二次是本世纪，从 2001年王策三先生的文章开始，学界围绕着“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名称，“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乃至争论。与第一次一边倒的态势有很大区别的是，此次讨论、争论观点针锋相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④]2017年4月1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党校春季主题班上，赣榆区教育局陆建国局长以《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为题作交流发言，网上转载甚广。[⑤]

　　(一)“应试教育”的名称和实质

　　“应试教育”这个名称准确地说指的是教育活动中产生的一种负面倾向和现象，其实质是对评价选拔制度的过度功利性、片面性和短视性应对，从而对学习者素质结构的养成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社会的评价选拔制度本质上是对公共职位任职资格、教育机会资源等社会资源的分配，公共职位任职资格、教育机会资源等社会资源的分配在历史上有多种形式，比如实践考察和推荐，又比如根据社会地位进行分配，根据资产财富进行分配。如果评价选拔制度不采用考试的形式，当然就没有名义上的“应试教育”现象，但是仍然会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应试教育”现象。汉代实行察举，国家选拔官员既要推荐又要考试，是典型的综合评价，德才并举，以德为先。其中孝廉科是重要的察举科目，在孝悌上有突出表现的可以获得推荐。社会上就有人针对推荐的条件在家庭生活中营造典型事例，甚至出现造假。东汉许武兄弟举孝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⑥]，东汉末年流传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是对评价选拔中普遍存在的造假行为的生动反映。2018年高校招生录取期间在全国沸沸扬扬的自主招生论文造假事件也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