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面对面之校长访谈第一期：访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

陈志文：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在线、中国教育报、光明网联合主办的“总编面对面”高端访谈系列栏目。今天作客我们栏目的嘉宾是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杰出人才的培养”。欢迎王校长！
　　王校长好，今年是清华附中建校95周年，我一直认为清华附中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学校，一所有性格的学校。在此，我想请您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一下清华附中的特色或者说特点。
　　王殿军：说到清华附中的特色，可能就比较多了，一句话概括有点困难。但是要说简单也很简单，不管是清华附中，还是清华大学，都非常尊重教育规律；也就是说，都能够坚持教育的底线。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有时候人们很难按照教育规律去办教育。不随波逐流，努力按照教育规律来办教育，这是清华附中一贯坚持的思路。当然，教育规律是比较复杂的。
　　总的来讲，我们强调德育、强调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很老的东西。实际上，说这些的很多，但真正做到的很少。很多时候大家喊得很高，实际上真正能落实到学校的却很少。而我们清华附中，历任校长都在这方面下工夫，关注学生品德的培养和整个身体健康，关注健全人格的培养，而且一直很努力在做。
　　陈志文：说到这里，我特别想问问王校长，就是在中国这个大的文化环境背景下，如何去很好地平衡‘教育本来的东西’和‘所谓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你怎么去平衡？
　　王殿军：这实际上是个理念问题。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跳高运动员，如果每天只练跳高，实际上他是跳不高的。要想跳的很高，他可能有些时候得去练举杠铃，甚至练习跑步。同样，有些学校或者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既然选拔人才主要是通过考试，所以就天天练做题，练考试，想着这样的话将来成绩一定好。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
　　我认为，当一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包括他的身体得到全面的锻炼，那么他的精力就会特别充沛，而且性格各方面都好，有更高远的追求。这种情况下，他学习有动力，身体有保障。也就是说，当他的成长是全面的健康的时候，他的成绩绝对不会受影响。
　　但是好多学校都不敢这么尝试。总觉得既然选择跳高，就应该每天八小时跳，不断跳，这样跳到最后，跳高成绩也许能上去，但是他没有得到全面发展，而且在跳高的道路上也不会走太远。不知道我举的这个例子是否恰当。
　　陈志文：我明白，我非常赞同您这个说法。我一直认为，没有必要过于强调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两个词。在正确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什么都是素质教育。
　　王殿军：对，没有必要像现在这么对立。学生将来要成为人才，走向社会，必要的学科基础，必要的人格培养，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必须的。本着这个原则，该教什么就认真教，该怎么培养就怎么培养，该考试就考试，学生综合发展好的话，成绩是不会差的。
　　陈志文：那咱们学校怎么去实施、落实你刚才说的这种综合素质方面的提高？
　　王殿军：比如举体育方面的例子。好多学校，课程表里排了体育课，但实际上是不上的。但清华附中是坚持体育锻炼的，在最忙的初三、高三都不间断。
　　每天上午有课间半小时跑步，一直坚持，老师要亲自监督。我在办公室窗口也可以看见学生绕着校园跑步，跑的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这个是真正做到的，一直坚持到高考前夕。
　　下午的体育课肯定认认真真上，一直上到高考、中考前夕。
　　去年中考、高考，清华附中的体育优秀率，整个成绩在北京市排第一，这也算是证明。如果孩子不好好练，就不可能取得这个成绩。当然我们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很多。
　　当然，高考不考体育，一般人会想，这校长是不是傻了，天天督孩子上好每一节体育课。但是我认为体育锻炼习惯让人终生受益。中小学阶段养成一个习惯，还可能培养一个爱好，比如喜欢打篮球，或喜欢踢足球。在中学阶段，培养这样一个爱好和兴趣，以后他一生的生活都比较丰富。
　　现在，好多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除了学习、工作，业余时间什么都不会。在我看来，这个生活就是黑白的、平面的，它不是立体的，不是彩色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生不好，是不完备的一生。
　　另外像音乐、美术等高考不考的课，好多学校基本上是走个过场，有的甚至连过场都不走。这个对学生成绩提高，短时间内可能有好处，但是对学生终生发展是不利的。
　　我提过一个说法，就是：在清华附中，凡是对学生的终身发展有益的事情，我们要坚持做，而且要坚持做好，无论他是否与高考成绩有关。这就是我的理念。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孩子一生有帮助，对他成长有帮助，我们就要做到，而且要认认真真做好，不是说为了做给谁看。
　　刘华蓉：这一点在清华附中坚持的怎么样？《教育规划纲要》开篇这样提到，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王校长这个思想跟纲要前面的总概念是一样的。
　　陈志文：你去起草纲要了吗？
　　王殿军：没有。我声明一点，我说这话的时候纲要还没有出来。凡是对教育有真正深刻理解的人，他会同意这个想法。而且做这些事情根本不耽误成绩。这几年我们从中考到高考各方面成绩根本没有受任何影响，反而提高很快。
　　陈志文：在当前教育环境中，生源基本决定了一个学校的品牌，决定了最后的成绩。我也听一些家长说起过清华附中的再造能力，也就是说，学生进去时分数并不是很高，但是中学毕业后分数非常高。
　　周末我翻看了北京市今年初中升高中的分数线，我特别注意到，清华附中今年是绝对的第二名，除了人大附中就是清华附中。这个提升很明显，前两年，清华附基本上和有些学校的分数线伯仲之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说法，这个再造又是怎么再造？
　王殿军：‘再造’这个词，意思我明白。实际上，我们用‘学校的培养能力’这个词。
　　一个学校的培养能力，体现在对学生的培养上。比如说，初中在同一个班里、学习成绩差不多的两个学生，高中时进入不同的学校，等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升入大学后会差别很大。这就是不同的学校具有的不同培养能力。通俗一点说就是‘再造努力’，或者叫‘加工能力’。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这么说？因为学校是培养人，而不是生产产品。
　　清华附中的培养水平高，主要得益于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对教育规律的尊重，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这方面做得好的时候，培养的学生就是好的，最终的考试成绩也会很高。这是我觉得比较认可的一个事情。
　　当然，也得有数据证明培养的学生怎么好。举一个俗一点的列子，清华附中升入清华、北大的人数。一般来说，清华附中每年在海淀区招的学生是300左右。中考的前200名、前300名，我们最多录取其中的10%。但是高中毕业时，清华附送到清华、北大的学生占到全海淀区上清华、北大人数的30%以上。
　　10%到30%，相当于我们的培养能力是3倍。中考前300名，清华附中录取了10%，最后把后面达不到这个分数的两倍的人加进来，送入了清华、北大。肯定就有一些学校录取了中考前300名的百分之二三十，却没有培养出这么多的人升入清华、北大。
　　这个算法不科学，但理论上来讲，比如说清华、北大在海淀区招200人，中考前200名考上清华、北大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因为高中阶段变化比较复杂。但是，清华附拿到10%，最后出来30%，这应该说明问题了。
　　可能大家也知道，清华附中会降分录取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子弟，毕竟清华大学是清华附中的上级。你看到的是面向社会的录取线，清华子弟的录取线比较低一些。这些孩子进来的录取线可能低于第三名、第四名，甚至第五名。但这些孩子培养的也不错，像我们现在基本上100%能上一本。应该说，我认为清华大学的培养能力是很不错的。
　　培养出来的学生，仅仅拿高考成绩来看，不能全面反映这个学生的发展情况。因为高考成绩只是学生能力的一个方面。高考成绩是看不出学生的综合素质的。等这些孩子走向大学、走入社会之后，学生的综合能力才能显现出来。
　　清华附中每年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有五六十个，这些学生在清华都是很活跃的。这个活跃不仅仅表现在文化课的学习上，而是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担任各种各样的学生干部，在学生社团里也是活跃分子等。
　　陈志文：能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吗？在其他方面比较活跃的一些例子？
　　王殿军：比如说在电视台担任主持人，还有参加乐团等这些活动里我们的学生都是很活跃的。
　　顺便夸一下我自己的女儿。她就是清华附中毕业的，现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她既是乐团弹钢琴的，又是学生干部、团委副书记，学习成绩也不错。而且她帮了很多外地同学的忙，她特别愿意帮助来自边远地区的困难同学，特别愿意帮助别人。这都不是我要求的，因为她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到清华附中，这是清华附中培养学生的一贯方式。
　　她的同学在清华大学都是活跃分子，比如说她有一个同届的同学去耶鲁大学。到耶鲁大学后，很快就成为了中国学生会主席，非常活跃。所以后来，耶鲁就来清华附要学生，这两年都来了，说清华附的学生太棒了，让我们再推荐一些。但是我们认为，去不去国外读书是家长和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会有意去鼓励，或者有意去反对。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观点选择不同的教育。让我心里感到很踏实的是，我们的学生不管到那个大学都比较踏实，都是活跃分子。
　　陈志文：您刚才说清华附培养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也是贯彻正确教育理念的结果。
　　王殿军：实际上这也是最核心的东西。
　　陈志文：教育理念是最核心的东西。但是对一所学校来说，理念不仅仅是校长你一个人应该具备的，还有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清华附中在使老师贯彻落实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方面，或者说在培养老师方面有什么样的措施或者办法？或者独到的地方？
　　因为一线老师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他要面对分数的压力，还要面对家长不正确的教育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让他们贯彻落实这些理念？
　　王殿军：在学校里，大家有机会开各种研讨会。有时候是班主任研讨会，也有毕业班研讨会，另外还有全校大会。通过这些研讨会，大家可以沟通交流。
　　要让教师都有先进的正确的教育理念，首先我们班子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另外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活动，把这个理念贯彻到老师头脑里。
　　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校内评价。在学校里评价老师时，不能单纯地依照成绩来评价老师。比如说，平行班有10个，评价的时候动不动就排名，你班第几，他班第几；比如，中考、高考完了，按班级成绩排名来衡量老师的教学成果。这样一来，老师就自然而然倾向于追求成绩。
　　在我们看来，成绩是全校的，我们不会去比较每一个人的成绩怎样。我们更看重的是你整个的班风、学风。因为当一个老师把班级带的比较好，班集体很团结，在体育比赛、唱歌比赛或者军训、别的活动中表现特别好，我们非常鼓励这样的班级，而不仅仅是看成绩。
　　总之，让教师拥有并贯彻落实先进的教育理念，一方面思想上要引导，另外一方面就是日常评价不单单看成绩。因为如果采用不健康的评价方式，就会导致老师们向‘看重成绩’这方面倾斜。家长都很关注成绩，整个社会也关注成绩，如果学校再这样老师就崩溃了，老师就会非常艰苦，每天就只盯着成绩。本来老师就有点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得稍微往回拉一拉，在学校里尽量淡化激烈的成绩竞争，而是看全面发展。
　　陈志文：我的理解是，首先对老师进行正确的教育。在一些教育教学细节上对老师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引导。
　　陈志文：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的校训是一样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一个是中学，一个是大学，这两个显然有层面的区别。那同样的校训，在大学、中学，执行层面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清华附和清华大学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王殿军：我觉得，能够进到清华大学的学生，应该算是国家未来的杰出人才。精英人才是清华大学的培养目标。所以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方面，是要学生自己把德育和智育的关系摆正，要做到道德为先，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拼搏，要努力把自身修养做好。另一方面，学生将来毕业成为杰出人才或者领袖人才的话，可能要影响一群人，甚至一大批人，所以，清华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仅自己要做好，更重要的是，你承担着弘扬这个校训到社会、到更大的人群中去这样的职责。
　　而对于中学来讲，更重要的还是学生自身的行为，就是把‘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变成自己的一种习惯、修养或者一种境界。
　　大学的要求是不仅自己做好，还要发扬光大。但是在中学阶段，你不可能这么要求孩子，因为他本身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清华附中更重要的是用‘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来鼓励学生全面健康的成长。
　　陈志文：让学生努力按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的标准去做人。
　　王殿军：对，做人、成人的意思。
　　清华附中已经95年了，我们一直想把它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梳理一下。最近我们正在讨论。有一些提法，想借这个机会跟二位交流一下。一个是我们坚持校训和清华是一样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关于校风，清华大学的校风是‘行胜于言’。大家会觉得这么简单一句话，但实际上大家要是跟清华毕业生或者清华人接触多的话，会感觉到虽然他们做事比较低调，不张扬，但是执行能力非常强。他遇事不会说‘这太容易了’，结果半天折腾不出来；相反，清华人会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好，我试试吧’，结果就干好了。
　　校风这简单的四个字，其实对整个清华人的性格影响很大。清华人比较务实，不说空话，不说大话，脚踏实地干事。我觉得这是清华人身上普遍具有的符号。
　　陈志文：社会上用人单位都喜欢用清华学生，因为他们比较务实。
　　王殿军：清华附中的校风目前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参考了清华大学的校风，在‘行胜于言’前加了一句话。大学生已经很成熟了，可以去干事。考虑到中学生还没有很成熟，需要先培养再去干事。所以我们提了一个‘德先于智 行胜于言’，这是未来要提的校风。这个校风的意思就是说，要给孩子们一种印象，能不能取得好的优异成绩排在第二位，最重要的是先把人做好，然后再做学问，即，先做人后做事、再做学问。
　　刘华蓉：这是刚刚提出来的？
　　王殿军：对，刚刚提出来。从今天下午开始，连续三个下午，我们要在不同层面进行讨论。如在学生层面，在教师层面，在干部层面等。当然，校风只是我们讨论的一部分，我们要讨论的是清华附的校园文化手册。
　　校园文化手册是关于学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们梳理清华附中的历史，梳理清华附中一贯的办学理念。我觉得，理念必须正确、清楚，这样才能让大家接受，才能深入人心，继而指导他们的实践。
　　如果懵懵懂懂，就知道一个劲儿地走，就有可能因为走得太久了，反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更不知道要到那里去。所以现在必须停下来，回头看一看清华附95年的历程，仔细想一想，我们从哪来，我们到哪去，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认真梳理一下我们的校园手册。
　　王殿军：在梳理清华附中办学理念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清华附中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我一直觉得，虽然均衡和公平现在是我们国家教育的主旋律，但是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还是分层次的。客观来讲，人的潜质确实存在差异。潜质好的人理应得到更好的发展，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去举重，因为有的人天生不是这块料。我们应该让有潜力的人干他该干的事，教育就是这样，让不同的人获得适合自己的不同的发展。
　　像清华附中这种层面的学校应该考虑下自己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这些学校应该承担起为国家培养杰出人才、精英人才、领袖人才的职责。
　　这次我们提出的清华附中的教育使命就是为未来培养领袖，或者说培养领袖人才。这个‘领袖’不能简单通俗地理解为国家领导人，而是说要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干什么行业都行，但是要努力做到领先。比如说做媒体，那就要做媒体的领头人；做报纸的话，就是报纸方面的领头人；做网络，那一定要做网络方面数几个就能数得上的人。总之，清华附中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通俗一点叫领袖。
　　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应该成为优质中学的追求。学校不能只想着培养几个考高分的，考状元的，这都是短期的。而是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成为未来的领军人物。
　　陈志文：你说的这些我很感兴趣，梳理完清华附中95年的历程，现在留在你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几个人？有几个精神？就是说，通过哪几件事情、哪几个人得出了哪几个精神？
　　王殿军：我们基本上没有停留在事和人，还没有具体到这个层面，基本上我们的梳理停留在理念部分。
　　陈志文：我觉得理念的梳理过程往往因为某件事或者某个人。
　　王殿军：有些不是太好说，但是一些清华附中毕业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是我们在考虑、总结的，尤其是我们在总结清华附的学风、校风时会考虑这些毕业生所具有的精神气质。
　　我想说几个大家都知道的清华附毕业生。一个，现在的国务委员刘延东。她在清华附中读了几年书，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她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就是清华附风格，做事非常踏实，非常低调，但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思想。
　　另一个，是学者型的，浙江大学的杨卫校长。他们家好几个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杨卫是院士，但是作为浙大校长，业务上做的也挺好。
　　再一个，中央一套的新闻播音员张宏民。你看他的风格非常低调，非常严谨，非常踏实，在业界的口碑非常好。
　　因材施教提了几千年，我觉得这东西很难做。清华附中跟大学连着，校风跟大学有点类似，比较宽松。因此可以说，清华附中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宽松自由的平台，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而这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清华附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是只知道埋头读书和做题，而是具有特别宽广的视野。像非常活跃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她也是清华附中毕业的。
　　清华附中培养的学生不全是科技精英，而是散布在各个行业，并且都做得特别好。当然，拿这几个人举例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人，还有好多大家不知道的清华附毕业生。比如一些大学里的教授，他们学问做得很好。但是因为他们不是社会名人，大家不会都知道。
　　陈志文：王校长你就说你印象深刻的学生或老师，正好也可以介绍给我们所有人。你觉得谁给你印象特别深刻？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以前的还是现在的。
　　王殿军：因为我在清华附担任校长的时间不算太长，印象最深的是前几年的一个学生。他曾经两次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比赛的金牌。我自己有一点权利说这个事，因为我还就是搞数学的。我认为他是数学天才，他连续两年代表中国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比赛，不仅获得金牌，而且都是满分。
　　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个孩子的成长并不是很顺利。中学毕业后，他被保送到北大。在北大，可能因为物理成绩的原因，物理差一两分，大学读的并不是很顺利。
　　像这种天才，为什么他能成为数学天才？他就是对数学非常痴迷，所以其他方面的发展可能就要受到影响，比如说不是特别喜欢物理。不喜欢物理，也不是特别重视，考试的时候有可能就差那么一两分。当然，学校有学校的规定。总之，他大学读的并不太顺利。现在他正在读研究生。
　　一个特别有天赋、特别聪明的数学天才，成长却并不是特别顺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要思考，对这种某一方面有特殊天赋的人才，我们应该怎么去培养。
　　陈志文：没错，规划纲要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对不同潜质的人的培养，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王殿军：我的想法是，我们得承认确实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有天赋，有特殊的天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人的能力或者说智力有一个总量的界限。当某一方面超强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另一方面要弱。对于这些在某些方面有特殊天赋的孩子，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中学阶段，要求这些孩子全面发展无可厚非。因为你不知道他未来会干什么，所以要给他打一个宽泛的基础。但是如果他到大学了，选择专业了，并且在专业方面有非常强的潜力，我们就应该允许他在其它方面有一点点瑕疵，不能求全责备。应该让有潜力的人有选择的追求卓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陈志文：你刚才所说的‘对不同潜质的人的培养问题’，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中学校长就能完成的。
　　王殿军：对，我们只能说适当给他提供一些机遇。
　　陈志文：清华附中对这些有什么适当的机遇？
　　王殿军：这方面我们做的就比较多了，也比较方便，因为毕竟跟大学在一起。
　　比如说你生物特别厉害，我们就给你找生物系的教授，联系生物系的实验室，生物系专家甚至院士来给你指导。
　　你喜欢计算机，我们可以在计算机系帮你找实验室，你可以直接进去。我们有几个学生计算机方面非常优秀，高一就非常优秀，参加北京市翱翔计划。后来我们就把他们送到院士和科学家身边。让他们在学好中学生必要的课程的同时，再把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发展得好。
　　像这种孩子多少都有一点天赋。他可以把大家都能干好的事轻松搞定，然后再去搞自己有兴趣的。但是，如果没有给他提供这个机会，他就算有富余的精力，也不一定能发展得了。所以说，发展机遇非常重要。
　　人好多理想实际上是在中学阶段就立下的，正所谓‘立志要早’。我们经常跟小孩开玩笑说‘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呀’，有些小孩说‘开飞机’，有些说‘当火车司机’等。这里面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是到初中、高中的时候，学生就开始有人生规划了。关于未来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想得已经相对比较具体了。我们要给学生创造环境，尤其是他有精力的时候。
　　陈志文：你初中时想将来干什么？
　　王殿军：我初中的时候想着当农民。因为我是77年参加的高考。我初中的时候，高考都没有恢复。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得再好，将来也只能当农民，因为推荐上大学不可能有我的机会。但是我就是喜欢学习，我在我们班里学的最好，从来都是第一。我也没有觉得是应试教育。所以我觉得，兴趣对一个孩子太重要了。他觉得这个好玩，他就可以轻松地学会。
　　陈志文：你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做过数学系的负责人，也在北大数学系做过。在数学方面，你至少是专家之一。现在又去清华附中做校长。对你来说，这两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呢？
　　王殿军：这个区别就大了。
　　做数学的话，就是选择别人没解决的问题、别人没思考的问题进行研究，就是要创新。任何一个数学成果，不分大和小，肯定都是别人没有做过的新问题。另外，更多的时候就是要培养研究生，把自己的学问做好。
　　中学校长与做数学研究完全不一样。现在更重要的是把学生培养好，把老师培训好，把学校办好。通俗一点说，学校发展了，校长事业也就是发展了。
　　我觉得现在的事情更有意义，虽然担任中学校长很有挑战性。如果我能做好附中的校长，我觉得发挥的作用应该比我自己写几篇数学文章、做几个项目、带几个研究生意义大得多。
　　陈志文：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舍弃你的学问、学术？
　　王殿军：当时我是数学系的书记。我是师范毕业，在中学实习过，所以对中学非常了解。另外，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在清华大学我参加过不少清华选拔学生的工作。比如去香港面试高中生，给清华挑选学生；比如去清华在全国举办的夏令营、冬令营，去面试学生；甚至担任过一个省的招生负责人。
　　我跟中学校长、中学老师、中学生接触非常多。我发现，不同学校的学生真是不一样，一看就不一样。你看多了就知道怎样的学校比较好，学校要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才阳光、健康、有追求。会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综合各种因素，清华大学把我派到附中去。我可以不答应，也可以答应。大学有自己选拔人才的方式，当然会征求我的意见。
　　陈志文：觉得你比较合适担任中学校长。
　　王殿军：他们觉得我比较合适，我也觉得我比较合适。
　　陈志文：我觉得你最合适，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工作。
　　王殿军：我特别喜欢跟学生打交道。我敢这么说，在中学校长里，被学生认识和认识学生最多的，我应该算其中之一了。我经常跟学生在学校里打球；参加学生活动。
　　陈志文：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了，因为在跟学生打球。
　　王殿军：我经常这样，把手机放到篮球场边上，去跟学生打篮球；把手机什么的放办公室，然后出去在校园里溜达。转悠到哪个地方，碰到了学生就聊几句；经常去教室里转一转；也到办公室跟老师们聊天。
　　陈志文：温总理说的“教育家办学”，您应该对这个深有体会。
　　王殿军：温总理提倡‘教育家办学’，我的理解就是，要遵循教育规律，努力做一个有思想的、有教育家思想的校长，或者说教育工作者。
　　什么是教育家？就是懂得教育规律，并且按照教育规律去教书育人，不追求名利。就是说，要懂得孩子成长的规律，懂得培养孩子的规律，不管世俗怎样，要按照自己的思路、遵循教育规律，把学校踏踏实实办好。
　　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教育家’确实不应该当下就这么评价。我们可以按教育家的思想境界去追求，去做教育，但是不能说哪天我就变成教育家了。当然，做教育应该努力要成为教育家，这个是肯定的。如果连这个追求都没有，就别做教育，校长也不要做了。对于校长来说，要努力成为教育家，按教育家那种境界去办教育，做好教育，这个是必须的。
　　陈志文：作为校长，肯定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压力。你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或者说你认为最艰难的是什么？
　　王殿军：可能每个校长压力都挺大，你们经常在教育行业，应该比较了解。我一直觉得，你要是不懂，你的痛苦就会比较少。我可能有点说大话了，但至少我自己对教育是热爱的，是做深入思考的。
　　我认为培养人应该有一个规律，虽然清华附中力争按照这个规律做，但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按照规律做。因为现在整个体制和机制制约着你，社会上的不良倾向以及家长不是特别健康科学的教育理念都在挤压着你，使得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这个教育，这实际上是比较痛苦的事。你明知道正确的方向是南，但是大家都希望你往北。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压力。大家都说，现在的优质教育资源，似乎越发展越短缺了。这也导致现在的学校竞争非常激烈，学校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升学压力。社会关注的一些指标对我们也很有压力。但是，这些压力每个学校都有，我倒觉得这不是最难受的，因为每个学校都得面对，每个校长都有这样的压力。作为校长，肯定要承受一定的压力，这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真正的困难来自培养人才的时候。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杰出人才培养’。像清华附中每年送到清华、北大有六七十个人。按道理来讲，中学前十、二十名那些特别优秀的孩子，有天赋的孩子，完全具有进入清华、北大的水平，这你应该认可。所以，他们应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有意义的学习当中，比如做一些研究、好好发展自己的特长等。但是，你不能让他这么做，因为他要参加高考。你还得让他一遍一遍做练习，做特别多的题，要训练考试。没有非常长时间的强化训练，在高考中，就不可能达到几乎不出错的水平。我认为训练做题是一个简单的重复的强化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他的创造性是一个破坏，甚至会破会他的学习兴趣。尽管你知道这些，但是你依然不得不这么做。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刚才听刘博士说到‘创新人才培养’。我觉得清华附中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在清华园里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都在一起，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可以到。对于那些特别拔尖的孩子，那些有天赋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从现行的应试体系里解放出来。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合不合适。粗略估计一下，初三至少可以节省半年时间。现在的初三基本上有半年时间都在做这种训练，不能说一点意义没有，但是意义很小，是在浪费他的精力和时间。高三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这些最优秀人的时间应该更宝贵。关键是做这些练习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是双重损失。一是损失时间；二是损害他们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而丧失培养他们特长的时机，这个损失可就大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允许比较好的中学和大学之间，打破那种单一的高考选拔体制，允许一部分孩子可以不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当然我们要有一个严格的选拔机制、培养方式和评价机制。不能因为校长觉得谁优秀，谁就进清华，不能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要有一套选拔规则，有一套培养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学也参与培养、参与评价。经过多个层面的选拔、培养和评价，最终他不必要通过单一的高考，就可以升入理想的大学。我认为，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孩子应该这样。
　　一般情况下，因为中国教育资源有限，人口众多，大学入学率相对比较低，人才培养还是应该按照大的体制进行。但是，体制设计一定要有区分。要根据不同学校的培养任务来决定是否需要参加高考。比如说三本、高职高专等，现在上的人就不是很多，但是国家需要大量的这些人才，我们不一定非得让这些孩子也参加高考。你想，教育部出一张卷子，既要考哪些天才考出水平，又要让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孩子的成绩说的过去，要做到这个非常难，要瞻前顾后。应该是前面一部分学生省略掉，没有必要参加高考，直接上大学。程序设计合理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十个里面有两个看走眼的，又有什么关系，至少我们保了8个，他们未来最有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陈志文：不用八个，十个里面有两个成功就可以了。
　　王殿军：您要求比较低。而底下那些学生，他们也知道成为杰出人才、领军人物的希望不是太大，他们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好的、懂技术的人才，那也不用参加高考，直接上高职高专。
　　陈志文：你在这方面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努力、规划或者工作？
　　王殿军：正在努力，我们自己正在设计一个方案。
　　《教育规划纲要》提倡高中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提倡有条件的中学和大学进行高层次人才的联合培养。这是非常好的理念，但是要真正实现，还得需要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设计和思考。把这个完全交给中学自己去做，会比较困难。比如说，中学去去审批或者干什么都会有很多的社会压力。
　　从教育部门来讲，既然《教育规划纲要》写了这件事，就应该组织一套人马仔细研究一个全国基本统一的大的框架。就是说，关于选拔方式、培养模式、输送渠道等，要有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具体的小的方面，各个学校可以有各个学校的特点。像我们和清华大学在一起，我们更多地依赖于大学。
　　人才培养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各个学段脱节太严重。现在，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比例是相当高了。既然比例这么高，我们就应该让阶段之间的考试对大部分学生来讲变得不那么重要，就是说要减弱小升初、中考的作用，而要重点考虑学生的平时成绩。要没有中考，初中学生到高中，就不用为中考复习折腾半年了，包括高考也一样。
　　将来的人才培养，各个阶段之间要尽可能的联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是高中阶段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仅仅依赖高中的师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像法国、像欧洲一些国家一样，有大学预科。给预科学生上课的主力实际上是大学教授。这些大学教授是经过特殊的选拔和培训的，对中学教育是了解的，而不是纯粹的随便从大学找的。像我们原来的全国理科实验班，主科老师主要是大学教授。这些教授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陈志文：全国理科实验班阶段有什么经验是可以为后面所参考、遵循的？
　　王殿军：基本上他们两年就读完高中所有课程了，学的非常好；第三年，基本上就是到大学选课。高中前两年期间，好多课程也都是大学教授来上。
　　我不能说所有大学教授都比中学老师水平好，但是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中学老师在培养孩子的心理，人格、习惯等各方面全面的培养上，可能经验更加丰富一些；但是在对学生未来事业的指导、学科的理解等方面，大学教师有自己的优势。这两边结合一下更好。
　　陈志文：这里面人才选拔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
　　王殿军：对，最难的就是选拔。
　　陈志文：就像你刚才所说，人才培养的理念如果到位，就没有大问题。但是，在中国有一种文化叫道德洁癖，比如说针对选拔，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社会舆论批判高考，说高考万恶的不得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非分数这把尺子争议非常大，一旦不用这把尺子，就会有各种各样恶意的猜测或想法。事实上也的确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王殿军：对。我是这样想的，考试肯定还是要考的。就比如，从初中到高中选择进入‘杰出人才培养’的学生，我肯定是要考试的。但是分数在选拔人才里面只是一个参考，我会设一个分数底线。你也不能太差，不可能考试全不及格最后却进入到‘杰出人才培养’里。
　　陈志文：这就不叫杰出人才了。
　　王殿军：对，杰出人才的考试水平也是很高的。但仅仅是考试水平高，还不能认为是杰出人才。考试后，还有面试，有智力测验，甚至有心理方面专家的介入。总之，选拔人才要从综合素质来考虑。比如面试的时候，我和你交谈，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追求、有没有理想、有没有坚韧的意志等。
　　在分数过关的基础上选。不要出现相差一两分，录取却差别很大的情况。不能说，高考我比你多一分，结果我上清华了，你就没有。一分决定是否上大学有点太大了。完全可以定个底线分数，比如600分。考清华600分以上的很多，600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达到600分，剩下的就不要太看重分数，而是看学生的综合素质。到600分的话，知识基础等已经满足清华大学的需求了。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决定选拔的人才，比如说学生人品怎样、表达能力怎么样、有没有追求等。
　　当然，你刚才提到的道德洁癖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大家都会面临的。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社会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说‘这里面有走后门’等。‘走后门’是全世界的公共问题，不可能说中国人全部解决。但是，总体来讲，如果我们选拔的程序公开透明，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认为，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如果作为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政府机构，我们做一件事情，凡是老百姓都不同意的我们就不做，凡是老百姓都同意的我们就做。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有领导了。做什么事情的话，就搞一个全民公决、全民投票。我觉得之所以领导是领导，肯定有他的道理。当然，我不是看不起中国老百姓，我自己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但是我觉得我不是专家，说教育方面我是，但要说互联网我不是专家。那互联网的发展是听专家的还是听全国劳动人民投票？因为老百姓有懂的、也有不懂的。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群众的接受能力，考虑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但是更应该考虑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更应该尊重一个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
　　什么叫科学发展？科学，不见得是大家都认可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往往超前于民众的认知。哥白尼坚持太阳中心说，却被烧死了。在外界都认为他是歪理邪说的时候，哥白尼坚持了真理。很多时候，人就要有勇气做该做的正确的事，而不能顾及那么多。
　　陈志文：这个需要各种勇气。对于决策机构的领导来说，需要有更多的勇气。
　　刘华蓉：清华附中跟别的中学不太一样，自己有初中，而且背靠清华大学，有没有衔接上的优势？
　　王殿军：我也想做衔接，但是这得经过批准。每年我们的初中经过中考，起码有200左右的学生考上清华附的高中。
　　刘华蓉：现在初中有多少人？
　　王殿军：初中将近400。400左右的学生有200考上清华附的高中。按比例来说，经过三年的初中学习，或者两年，保持在年级前100名的学生应该可以直接上高中。当然，我们有一套综合素质评价。
　　综合素质评价全优，然后各学科的成绩，包括体育、音乐等全在年级前一百名。能不能这100名不参加中考，直接上高中？我觉得完全可以。你让他复习考试，他也能考上。但是复习中考的时间节省下来发展点别的，多好。比如，做点科技，发展点综合素质，这个有什么不好呢？
　　刘华蓉：你有没有这种愿望？
　　王殿军：我当然有这种愿望，但是这得要有授权。
　　北京市现在初中直升高中的很少，像101中学、十一学校等有直升。等清华附去申请直升的时候，已经不再授理了。教育有时候也需要机遇，清华附相当于说没有抓住这个机遇。
　　实际上，不是说我想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这样可以拯救一批优秀的孩子，使他们少做一些效率特别低的事情。从清华附中建立起，历任校长都把为大学输送优秀人才作为清华附中承担的责任，我们也一直在做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一条龙的努力。
　　陈志文：这是中国特色。
　　王殿军：如果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部分优秀孩子能够真正实现一条龙，我觉得坚持若干年，绝对会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
　　陈志文：我特别能理解王校长的难处，知道怎么做，但是，即便作为大学附中的校长，也很难做到，那就更别提其他不是附中的学校了。
　　王殿军：那就更难了。作为校长，什么样的挑战最大？一种是，你明知道什么样的道路对孩子是最好的，结果你做不到；另一种是，你明明知道他是个人才，但是你眼睁睁看着我们的体制没有把他培养好，你的心在流血。
　　陈志文：那是最难受的，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在北大念书的孩子，我相信你心里肯定特别难受。
　　王殿军：我曾给教育部领导写信，说：这么优秀的孩子在国外都是当宝贝的。他很有可能是未来数学界的一颗新星，可能是中国的菲尔兹奖获得者。而我们的现行体制却让他撞的头破血流，甚至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你说我们这个培养体制还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
　　陈志文：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问题。
　　王殿军：有时候光有勇气是不够的。你再有勇气，规则也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陈志文：这是非常麻烦的事。真的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会很气愤，到一定的年龄时，只有暗自伤心了。
　　王殿军：就是这样。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保护这批优秀孩子，给他们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但是要给一个本质性的改变，那不是我能做到的。
　　刘华蓉：规划纲要提出来，要创造适合每个学生的教育。这不是简单的因材施教的问题。因材施教在学校内部就可以做，比如调整育人模式、调整课程等，但是，选拔人才、一条龙培养人才这不是说你说做就能做得了的。
　　陈志文：校长面临的第一大难处和挑战，是所谓体制上或机制上的问题，这是最难逾越和突破的。第二个难题，我猜测，就是家长了吧？
　　王殿军：现在清华附的大部分家长，尤其像清华附中高中学生的家长，也包括初中的一些家长，他们的理念实际上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甚至也超出了我们的一些政策。
　　清华附有些孩子特别优秀。他为什么选择到清华附中来？他完全可以有别的选择。他们就是觉得，相对而言，清华附中比较尊重教育规律。孩子如果在这儿培养，会比较大气。清华附的整个气氛比较好，不是一天到晚把孩子们看的紧紧的，让孩子在强化的高压力下做题。当然你要说一点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的中学都要追求升学率。谁不抓升学率，那校长就别干了，也就没有学生愿意来了。但是，清华附在抓好升学率的同时，还能够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是说，在别的方面也能坚持底线。这一点不是所有学校都能做到的。
　　现在有些家长的理念是：‘就这么一个孩子，孩子一生幸福和健康最重要’。孩子将来到底能上什么大学，家长并不是十分在意。只要学校能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孩子健康、阳光、大气，综合素质更重要一些。
　　陈志文：这么多年，我对家长这方面深有感触。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很多东西都需要家长。现在的家长需要重新恢复再教育。家长的理念对学校形成很大的制约和压力，社会评价的核心实际就是家长评价。
　　刘华蓉：不同学校面对的家长也是不一样的。像清华附中这样的学校，一般来讲，孩子家长文化层次都比较高，肯定会认同王校长讲的观点。可能现在对王校长来说，家长或者说家长的观念不是压力的最大来源，反而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对家长要有一个引导的过程。
　　王殿军：对，我们应该承担起引导家长的责任。我们坚持走正确的道路，家长就会慢慢理解。能理解最好，不能理解慢慢地也会理解。我们不能说简单地去讨好家长。
　　刘华蓉：王校长，清华附的孩子课外上辅导班的情况怎么样？我上次去一个学校，学校管实验班的主任跟我讲，实验班的孩子刚开始都上辅导班，周六上辅导班。然后学校老师就讲说，辅导班的老师还不如学校的老师呢，要求实验班的孩子都不要上辅导班。现在，实验班的孩子一个上辅导班的都没有。王校长，清华附的情况怎样呢？
　　王殿军：我们不会特别关注这件事。我们学校的氛围就是，不会对学生或者家长关注到那种程度。清华附很多孩子都不上辅导班。我的观点就是，清华附设计的培养方案已经足够，我们教这么多，没有必要去上辅导班了。
　　刘华蓉：就是说，他不去上辅导班，也没有问题。
　　王殿军：既然你选择了这个学校，就要充分信任这个学校和老师。你一方面选择了这个学校，一方面心里又打鼓、怀疑这个学校，作业少了也担心。这是对学校的不信任。从教育角度来讲，家长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比校长、老师更懂得孩子的教育，不要这么想。
　　我认为，家长的职责就是把家庭氛围营造好，营造一个非常宽松和谐的氛围，让孩子身处其中没有压力。至于孩子的教育方面，家长则要做好表率。家里经常打打闹闹、吵吵闹闹，整日和朋友打麻将、玩游戏，这肯定是不行的。孩子在辛苦地学习，家长却天天在玩，这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对于家长来说，家庭那种健康、阳光、和谐向上的气氛造好了，别的就不用不管了。孩子的教育就交给学校吧，老师会告诉他该学什么，该怎么学。
　　我的孩子基本上没有上过辅导班，她唯一上过的就是英语。为什么上英语辅导班呢？因为她是四年级的时候跟我一起来的北京，在我们老家英语课开的比较晚，三年级开英语课，但是北京是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所以她到学校后英语就比别的孩子落后一个台阶。需要利用短时间赶上，所以才上了一个英语的辅导班。但是之后，她再也没有上过辅导班了，学科的从来没有上过。我们附中好多孩子从来都不上。
　　当有一个学科，你感觉离大家距离远了，被落下了，甚至上课都听不懂的时候，你可以想个办法，利用暑假或什么时候把这个课赶快补起来，追上大家。这种辅导班是应该的。
　　但是上那种基本跟课堂教学同步的辅导班，我认为没有意义。因为课后这种一对一的同步辅导会让孩子产生依赖，他会觉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课后给辅导老师，从而上课的时候就不会好好听课，本来学校的老师讲解的都特别细。因为有同步辅导，孩子上课时就随便听听。这样的话，在学校上课时他没有系统地听课，基本上是夹生饭；第二遍课后同步辅导的时候一知半解。相当于脚踩两只船，最后都没有踩稳。还不如一心一意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大波走，这是最安全的方式。
　　陈志文：作为清华附中的校长，不仅对清华附中的学生，对所有中学生，您有什么样的至理名言或者建议？
　　王殿军：要说什么至理名言，还真说不上，学数学的也说不出什么惊人的话。
　　对于中学生来讲，我就强调一点--好好学会做人。一定要努力为集体服务，为别人服务。只有一个人有这种奉献精神，愿意为团体奉献，愿意为别人服务的时候，别人才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你、支持你。这是我对学生做人方面的一个提醒，就是要重视‘德’。
　　另外，对于成才方面，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尊重自己内心的兴趣。我觉得兴趣是未来有创造性的根本前提。人不可能在一个自己没兴趣的领域走得很远。创造性、创造力，都来自于对事物的特别特别痴迷、执着。只有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且坚持做下去，才会创造成功。不要被世俗所左右，不能因为那个行业赚钱、那个行业地位高，就去干那个行业。不是依据外在的一些东西进行选择，而是遵循自己内心的兴趣，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
　　刘华蓉：《教育规划纲要》里提到，高中要多样化、特色办学。今年教育部也计划召开高中教育工作会。实际上，《教育规划纲要》里针对高中最明确的提法就是多样化、特色办学。你作为一个高中校长，想请你谈谈你对这个怎么看？咱们清华附中是怎么办出特色，办出自己的个性？
　　王殿军：你这其实是两个问题。
　　首先，高中多样化和特色办学，《教育规划纲要》里是写了，但是没有给一个特别清楚的解读。办学特色我觉得应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就是，办学的模式要多样性，我不知道《教育规划纲要》是不是这个意思。
　　过去我们国家整个的高中办学主流就是公办学校，国家主导办的公办学校。应该说和世界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来比，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许多发达国家，保证公平和均衡的事情由政府来处理。要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这是政府的事。但是更高水平的发展，培养更杰出的人才，可能就是民办高中的事了，或者说‘私立高中’。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私立高中，承担着学生差异发展的责任。
　　国外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和办学情况本来就是多样性的。而我们国家基本上，说没有民办中学也不对，但是民办中学在整个基础教育体系里面起的作用和占的比重，和国家整个政策和重要性比起来，我觉得没有达到一个应该有的数量级。
　　刘华蓉：对，就是这种可选择性不高。
　　王殿军：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政府、教育部门把所有的教育、各个层面的教育都大包大揽了。当然，大国、穷国办大教育，这么做有一定的好处，可以保证教育的相对均衡、公平。但是，相对来讲，我们在差异性方面就很难做好。很难做到既强调了均衡、公平，又强调了多样、特色化，这两个权衡，很难都照顾到。
　　我也觉得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在这方面比较为难。现在，很多学校的孩子还享受不到相对比较合格满意的教育，这个时候，你又要顾及到高水平的高中，顾及到高水平的人才培养，顾及到特色化，这肯定会应接不暇。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学校内部培养人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也很难真正做到，为什么呢？相对来讲，国家课程的规定是比较死的，有课标、有大纲、有教材，甚至有些地方还有课表。因为高中阶段有一个会考，模块考试，有一个齐步走的规定。比如，这个课学完了要模块考，结果两个学校不一样，那怎么办？就会影响工作效率。所以无论优质高中也好，普通高中也罢，你都得跟大家齐步走。这个课学完后，统一模块考，也叫水平测试。这样的话，留给学校的自主选择培养模式，空间就非常有限。
　　当然现在有校本课程，可以开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比如，有的学校就说开了100多门校本课程、200多门校本课程。这个很容易，写500个课程名字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想问一下校长，还有这些教务处的人，学生什么时间去上这些校本课程？我们的必修课基本把孩子的时间占的差不多了。孩子一天就那么几个小时，上下午加起来七八节课，必修课排完就没有多少时间了，你就是开1000门课又有什么意义，他能学多少？所以说，重要的不是学校开设多少校本课程，而是孩子真正能学到多少，因为孩子的时间就那么一点点。当然，孩子可以选择性地上这些课程，选择性也是新课程改革强调的。但是时间太少，学生选择的意义就不是太大。
　　我的想法是，真正实现高中办学多样化，就得承认、尊重学校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就拿北京市来讲，没有人会说‘北京所有高中是完全一样的水平’，否则也不会有择校的难题。学校之间确实存有差异，这个差异也不是想消除就消除的，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没有必要消除学校间差异的。学校是培养人的，不是工厂生产汽车，越标准越好，都是2.5排量，这样汽车功能差不多。学校培养的是人，人本来就是多样化的，有不同的潜力，有不同的天赋，而且未来担任的职责也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让学校之间都一样呢？
　　要想多样化在中学里真正实现，我们就得狠下心来，大大地把现在国家规定的动作、规定的东西削减，课时要减下来，内容要减下来，难度要减下来，以便腾出时间留给学校自主发展。我们经常看跳水，跳水运动力有规定动作前六跳、自选动作后六跳，一共十二个动作。我说跳水运动要充分发挥队员的创造性，规定动作十一跳，自选动作一跳，那你这不是白说吗？你说自选动作有一千种可以选，但就只能跳一跳。你就是有一万种可以选，最终不是还只能选一种嘛。但是如果说有四个规定动作、八个自选动作，那运动员们就有发挥的机会了。就是说，选择的多，才更能看到这个人的个性，对学校来说也是一样。你规定好要穿同样的服装，还要求穿出个性来，那我最多只能戴个耳环、戴个项链之类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现在我们强调多样性办学，就要求整个教育系统给予配合，要给学校自主发展、自主办学留有足够的空间。没有这个空间，我们在这儿讨论半天高中多样化办学，也只是浪费时间。意思也就是，学校要多样化、办出特色，相关的制度一定要跟上。
　　刘华蓉：这一块以后会有相应的跟进的改革措施。
　　王殿军：这肯定要跟着改。比如像会考、自主会考、模块考等可以由学校自己掌握。这样的话，我的学生跑得快，我们就可以早点结束。不能非得等到统一的时间再去跑。就好比是马拉松赛，掐表的人要等大家差不多都到终点时才掐表，那怎么可以呢？我的孩子早早跑到了终点，但是不掐表，他只能在终点处散散步。自主掌握考试的话，跑的快的早早到达终点，然后比赛结束。总之，就是不能搞齐步走。
　　陈志文：这等于说是体制的问题，时空条件的限制。
　　王殿军：时间、空间、政策、机制，这些都给了，然后说鼓励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那我就会非常高兴。每一个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培养定位、生源情况，来设计非常灵活的培养模式。那样的话，我们国家的高中教育就真的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人才济济。这才是应该有的一个局面，而不是现在这样，所有人都齐步走、做同样的动作。
　　现在的情况是，条条框框都限制的那么死，还要你灵活一点、多样一点、特色一点。当然也不是说一点不能做。清华附中在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做的就很好，像我们的马约翰体育特长班。现在跳高的国家冠军，就是我们中学培养出来的；CBA里面打职业联赛的四五个主力；还有射击的世界冠军。在现有体制下，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教育政策，培养一些美术人才、体育人才。但从宏观上来讲，普通的这种综合文理科人才还是没有机会。
　　陈志文：你说的这个我想起另外一个悖论，可能所有设计者都忘记了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在欧美国家，由私立学校完成了一部分拔高的功能。发达国家最好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实际上中国也有私立学校，但是比较差。好的学校清一色都是公办学校。
　　我们提倡均衡，又要求多样化、特色办学，等于是把国外公立学校的均衡功能和私立学校的拔高、特色功能结合在一起了。
　　王殿军：我们刚才也在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辩证法里面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在国外，普及的工作基本是靠政府，让再穷的家庭、再边远地区的人享受到最基本的、合格的教育；还有一部分特别优秀的，家长优秀、孩子也优秀，人家想享受更好的教育。那谁来做这部分呢？政府来做的话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有的地方穷的没学上呢，这边还弄水平更高的学校。但是如果是社会资金，甚至是家长的资金、捐款，就有可能达到更好的办学条件，找更好的老师，用更先进的培养模式来办学、来培养学生。国外社会上就有一种为教育捐钱的风气，当然也不是说捐款孩子就可以上优秀学校。政府包普及，私立包提高，这是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另外，有一些小国家，福利特别好，政府钱多的不得了，政府也能够包提高。中国差不多相当于几十个小国家，所以比较困难。我自己也理解，作为教育部门确实很难，中国实在太大了。
　　陈志文：我自己曾经想搞一系列妖魔化教育的问题。就像你说的，其实不是不明白，而是很难做到。不管你怎么做，别人都有得说。
　　王殿军：我们国家当初对民办教育的规定就是，办私立中学（或者说民办中学）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实实在在地讲，也许是我的觉悟不够高，我总觉得一个掏自己的钱办教育，一点不盈利，而且又办得那么起劲，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境界！在当前这个社会上可能比较难找，也许哪一天共产主义实现了，可能这个问题能解决。
　　我觉得有些事情挺矛盾的。我个人认为，私立中学只要严格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把国家规定的课程全部教完，培养出来的孩子阳光健康，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符合国家的人才培养标准，至于私立学校赚不赚钱、赚多少钱这都没有关系。学生、家长愿意掏多少钱，学校赚多少钱，肯定会有市场的合理调节。如果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百姓认可，百姓自然愿意掏钱；如果私立学校一个学生收取一千万，估计谁也不会去。就是这个道理，自有市场去调节。
　　当然，我们应该适当有一些规则，不能完全没有规则，不能弄暴利或者欺骗。我们还要加强监管，监管私立学校的教育过程、监管培养模式，比如私立学校的课程得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至于经济上的事，我觉得有市场的调节。不能规定说，私立学校收了十块钱就一定要花九块九，最多剩一毛钱可以赚；超一毛就算以盈利为目的。这个不可以。
　　刘华蓉：对，原来的提法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后来再加了一句‘允许取得合理回报’。
　　王殿军：这话都没法实现。赚一分钱就是盈利，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为什么赚那一毛钱？合理回报，多少才是合理？收一千万学费，是该回报100万、还是1万，多少才是合理回报？这得有一个限制，比如最多盈利不许超过10%或者20%，那就好办了。简单说一个‘合理回报’，底下人不是很好操作。
　　陈志文：王校长，你做了几年中学校长，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用一句话总结下吧。
　　王殿军：一句话总结有点难。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做教育确实有挑战，但是教育我也很热爱，而且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明天也是很有希望的。
　　《教育规划纲要》已经颁布实施，新的教育改革也即将开始。尽管现在还有好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毕竟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有这么多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你让我说一句，我这说了三句，但我可以用逗号隔开：教育有挑战，我对教育有热爱，而且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有希望。
　　陈志文：谢谢王校长花了这么多时间，跟我们清晰梳理了清华附中的一些育人观，清华附中的特色，以及对《教育规划纲要》落实的一些想法。谢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