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领域之外，诸多压低教育回报的体制机制弊端亟待解决。图为2018年10月12日，海口，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巾帼班”，学生们在上课。这些孩子都是来自农村贫困户或城市低保户等家庭的初中毕业女学生。 视觉中国 图最近一段时间接连浮现的内外部风险，给中国经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教育赋予人们知识和技能。办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一方面能为产业升级提供人才储备，另一方面有助于控制收入不均等，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经过多年的政策努力，义务教育已经在城乡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在城市普及，今天中国教育的短板是农村少年的高中阶段教育。据计算，在2015年，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应在67% 到82%之间，离“普及”尚有一定差距。在这一背景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成为十九大报告中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教育部等部门也在去年拿出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未来一段时期内，高中教育供给将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本研究涉及的农村少年，不一定身在农村，而是出身于农村，或者说户口在农村。因为出身于农村，他们的义务教育条件较差，从而导致在受教育方面一路落后。但从所在地来看，他们可能在城市地区上高中或者打工。）
然而要普及高中教育，光有供给的决心是不够的，还要考虑教育需求。农村少年有上高中的需求吗？这种需求又有什么特点呢？如果这些根本的问题得不到回答，恐怕很难有效率地普及高中教育。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教育史也许能带来一些启示，帮助我们认识农村少年的教育需求。
大约从2000年开始，中国高中入学率曾有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参见图1），
尤其是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从2000年的27%急升到2005年的43.5%。另一方面，中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大学招生规模大幅增长（参见图2）。在时间上重合的这两件事，是否会有内在的关联呢？（本文所使用的“高中入学率”，是指初中毕业且未高中毕业的适龄少年的入学比例，略微不同于教育部门所统计的“高中毛入学率”。本文提供的“高中入学率”是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的。）
图1. 1993-2015年全国“初升高”升学率。资料来源：《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3-2015）。
附注：“初升高”升学率和高中入学率是高度相关的，由于高中入学率的数据有缺失，这里采用“初升高”升学率来展示高中入学率趋势。
图2. 1985-2015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6）。不难设想，不论对农村少年还是城市少年及他们的家庭来讲，读高中的一个主要动机都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后找个好工作。现在上大学的机会增加了，与辍学相比，继续读高中变得更有吸引力了，高中入学率就有可能提高。特别是对农村出身的学子来说，上大学堪称“命运转折点”。一旦有机会上大学，来自农村地区的学子不仅能在城市非农产业中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通常还能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地区迁到城市地区，从而实现彻底的城市化。所以，大学扩招很有可能激发了农村少年读高中的需求，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了高中入学率。
上述猜测是否确实成立？笔者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们的研究始于一个前提：如果大学扩招确实能影响高中入学率，那么农村少年被影响的程度一定大于城市少年。至少有两点理由支持这个前提。第一，农村少年的义务教育条件较差，在中考中没优势，很难考入好高中，进而又在高考中缺乏竞争力。大学扩招更加有利于高考中排名较为靠后的学生，因而更有利于农村学生。第二点可能更加重要，通过上大学获得城市户口只发生在农村学子身上，所以上大学给农村学子带来了额外的回报。因此，如果大学扩招确实提高了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我们就应该观察到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比城市增长得更快。
我们的研究的确发现，在剔除替他因素的影响后，2000年至2005年间，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比城市少年多提高了18个百分点。
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在2000年到2005年间上升更快，还不足以说明确实是大学扩招提升了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比如，这个结果也有可能是同时期的其他因素促成的。再比如，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农村少年高中入学率的追赶趋势在199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对这些可能性，我们分别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做了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大学扩招力度更大的省份，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相对于城市学生提高得更多。另一方面，农村和城市两个组别的“初升高”升学率一直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在1999年之前是稳定不变的，从1999年开始，差距明显缩小（参见图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