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63%的农村孩子上高中”并非中国教育发展的答案

近日，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一席”上的演讲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罗斯高以数据图表指出中国乡村教育之匮乏，容易让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乡村教育的匮乏将制造大量认知低下的未来劳动力，中国将面临产业升级、低工资低技能工作迁出后，后备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时间，农村发展的种种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线。然而，罗斯高的论述尤其是他给出的“要外出打工的母亲回到家中”这一解决方案，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澳门大学教育学院的助理教授周忆粟在本文中指出，罗斯高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是以美国在20世纪早期的“新经济”经验为参照，然而罗斯高却误读了这一经验——其成功恰恰在于以新技能的储备替代学历的普及。除了理论上值得推敲之外，其论述更大问题的问题在于：发展焦虑和农村问题的错位嫁接。以发展主义的理论起点来试图召唤一个教育发展的共识在中国的今天只会遇到公众的冷感以及话语错位的尴尬，因为经济发展无法回答如何追求教育公正公平，无法承载我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梦想，更回答不了如何改变教育的追问。

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一席”上演讲。
对罗斯高理论框架之有效性的质疑
罗斯高教授是研究中国教育发展的开拓性人物，他开创性的把随机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的研究方法带入中国发展经济学和教育政策研究的实证研究中。其领导的REAP团队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并且在国内启发了一批青年研究者。最近他在一席的演讲获得了广泛的转发。罗教授的演讲把教育和社会政策中所面临最棘手的挑战又一次系统性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尽管他罗列的具体事项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看完我却感觉他并没有将其升华到一个系统性的高度。问题不在于罗教授的经验研究的质量，而是基于微观研究（绝大部分是评估性研究）所形成的宏观发展叙述的有效性。
罗教授演讲的出发点在于“如何让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人力资本积累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是其理论核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毕业”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跨过了一定界限；而那些依然在挣扎并试图“毕业”的国家，则是高中普及程度比较低的。罗教授提醒听众们，当经济发展了，低收入低工资的工作就会走了，而新创造出来的工作对技能有新的需求，只有帮我们未来的劳动力做好准备，才能迎接这一新的劳动力市场格局。
这个故事假定了一个非常朴素的前提，就是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之间是正的因果关系。其实证基础来自劳动经济学家的研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Claudia Goldin率先把20世纪称之为“人力资本世纪” （the Human Capital Century），她的研究以美国为对象并试图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第一个在20世纪中期普及了中等教育（初中和高中）。美国的贡献不单单是普及了教育，而且是创造了一种和当时欧洲流行的教育制度非常不同的教育实践。这种教育实践有几个特点：
•以公共财政为基础
•由财政和管理独立且规模比较小的学区为实践主体
•教育体系高度开放（随进随出）并且对学生非常宽容
•学术性和实践性课程的混合
•世俗化
•性别平等
相比较之下，欧洲大陆直到20世纪的中后期，依然采取的是高度分化（在小学结束就进行职业教育分流），严格封闭（学生必须一级一级往上升学，且标准不低），性别歧视（女孩在整个教育体系里地位很低），以及高度中心化（全国统一的教程、师资培训、以及考试制度）的教育实践。美国的灵活模式让其能够在短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由于每个地区进行地方化的教育管理（local control），课程和教学内容能与当地实际经济需求灵活而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性别平等让劳动力的供给非常充足。在这个背景之下，高中毕业生很好地承担起了今天看来高收入，中等技能的“新经济”（以20世纪早期为标准）的要求。
美国的高中教育从来不是以学术为唯一导向的，批评者往往以学术水平低为理由认为其失败，但是以“二次机会国度” （a nation of second chances）为特色却让大量学习不好但是社会化能力出众的青年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而事实上这才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题中之意：技能的供给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动态结合起来，是新的技能储备，而非仅仅是学历普及奠定了美国20世纪高素质劳动力的基础。而劳动技能只有和技术进步有效结合才能最终带来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