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严控制人口带来诸多恶果，此次的提案对社会是一个极大的警醒。 杨一 澎湃资料近日，一则题为《山西政协委员建议强制生二胎》的新闻受到关注。尽管很多人将建此议看成谬论乃至笑话，但这更像是一次由“标题党”引发的争议，而争议背后则是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梅志强在山西政协的提案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急剧控制人口数量带来的必然结果”，从老龄化加速、性别比失调、婚姻的年龄和地区挤压、及养老问题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现有人口形势所隐藏的危机。第二部分“调整人口结构是计划生育工作当务之急”则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城市农村应采取相同的生育政策、制定并出台有利于年轻人生育二胎的政策。
最终引起争议的是提案的最后一段话：“为此我呼吁：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了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应尽早重视人口的结构调整，从政策和机制上让我们的子女生育两个孩子，而且一定要生下两个孩子。”很显然，有些媒体把“一定要生下两个孩子”解读为“强制生二胎”，并将此作为文章标题，从而引起了普遍争议。
就该提案主体内容来看，梅常委的分析符合中国人口现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超过20年，目前更是处于极低水平。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目前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因而数量众多。如果生育率维持稳定，中国近年应处于出生人数反弹的生育高峰期。但实际情况是，近年出生人数几乎没有反弹，说明生育率在继续走低。
未来十年，中国22-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从全球比较来看，中国人口的萎缩趋势更是触目惊心。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为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中国正处在生育高峰期，但年出生人口却仅占世界12.0%。 由于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上中国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急剧萎缩，该比例还将继续大幅下降。
中国严控制人口带来诸多恶果。梅常委的提案对社会是一个极大的警醒。各种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的生育意愿已远低于更替水平，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至1.8之间。而实际生育率通常要大幅低于生育意愿或者理想孩子数。比如，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1.45。据国内进行的各种生育意愿调查，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不过1.8左右，比日本、韩国还低。
顽强的生育文化曾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关键，但东亚文化圈目前却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东亚各地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其中华人社会垫底。此外，在有海外华人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普遍低于主流民族。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面临着三重下行压力：即现代化进程、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城市一孩化和计划生育宣传改变了生育观念。
如此低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完全不可持续。长期低生育率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正面因素，人口老化和坍塌造成需求和供给的同步萎缩，匹配效率下降；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可能面临相对衰微, 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同时，社会抚养负担加大，财政状况恶化，创新和创业活力大幅降低。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是日本经济持续20多年低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
要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幅提升生育水平来缓解老龄化和人口锐减。而且，人口的持续衰减则一定意味着群体的消亡，所以将生育率最终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上，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前提。然而过去几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却反其道而行。
梅常委的焦虑不无道理。正如他所呼吁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政府应尽早重视人口问题，并从政策和机制上促进生育。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并及时鼓励生育将是政府迟早的选择。不过，
梅常委“一定要生下两个孩子”的建议在字面上确实容易引起歧义，将此解读为“强制生育”也许是媒体的误解，但公众的普遍反感也说明了，不管目标多么正确，动机多么高尚，任何强制性手段来干预家庭生育决定的做法都将不得人心，其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首先，人本身是目的，不是手段。虽然在如此低生育率下，多生多育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值得推崇的好事，但用强制手段来推动多生多育，违背了基本伦理和个人偏好，也背离公共政策“执政为民”的理念。
在中国的人口思想和政策演变历史中，人口长期以来是被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只是到了近年，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价值、注重人伦常理和维护基本生育权才更多地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如果这些意识之前就更加强烈，即便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出现失误，严厉生育限制也难以。提出更不会强势推行，由此带来强制结扎、强制堕胎等违背人伦的各种恶性事件也难以发生。遗憾的是，在公共政策受整体意识绝对主导的情况下，这个安全阀门失效了。
其次，随着权利意识日益高涨，公平和正义成为社会的共同追求，公众反对限制生育的呼声已越来越强烈。以强制手段要求家庭多生育，会把回归正常生育的良好意愿，陷入与原有强制性计划生育为伍的境地，这反而会进一步影响民意对人口政策逆转的支持。无论人口政策的方向对生育限制还是促进，任何强制性措施都是本末倒置，是对民众最基本生育权的侵犯。
再次，限制生育有很多办法，如对计划外生育者在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上进行惩罚，效果可期。而强制生育能使用的手段乏善可陈，即使有效果也是微乎其微。比如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时代，就曾实施强制多生的政策，为此禁止堕胎乃至禁止节育、禁止离婚。执法者甚至严格监控妇女，以确保她们没有使用避孕工具。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得罗马尼亚的生育率显著高于周边国家，而那些被称为“月经警察”的执法者却成为罗马尼亚近代史上耻辱的象征之一。
而且，强制性干预生育的后果往往扭曲人口状态。 印度和中国的人口结构对比就是有力的佐证。印度的各种先天条件如人口素质远不及中国，但其完美的人口结构和将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被普遍认为是印度的优势。如图1，以人口均衡发展为名义目标的计划生育带给中国的恰恰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严重扭曲；而曾尝试过生育限制、但未能继续严格执行的印度却因祸得福，其人口结构自然匀称。这个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所谓的人口总量控制就像在一颗大树顶部盖上一块不得逾越的水泥板，这一定会阻碍树木的自然生长，导致树干和树根的极度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