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摆脱父母安排，高中开始打工赚钱，如今在硅谷年薪百万

　　我叫小羊，一名90后。高一那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从高中开始就经济独立，考上滑铁卢大学，在职场上一路升级打怪，现在在旧金山硅谷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做管理层，年薪根据实时股票价格，大概在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疫情期间，我在欧洲远程工作，徒步时拍下的照片。

　　单看这段经历，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幸运。剥开来看，是过程中看起来成功、光鲜的事，成了别人眼中的幸运，但个中灰暗不为人所知。

　　曾经我有过一段封闭又自卑的时光，为了得到更多关注和爱，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也因父母的期望，压抑个性和兴趣......还好人生的路没有一直这样走下去。为了将选择权握在自己手里，我决定勇敢一次，自己打工赚钱；也逼着自己克服社恐，打开自己。现在的我，终于尝到了独立、自信的甜头，重新走到上坡。幸运的经历里暗含艰辛，以下就是我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听。

　　1994年，我出生在烟台龙口，4 岁时跟随做会计师的父母来到济南，住在父母单位分的房子里。印象中，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们总在一起玩，童年还是很开心的。小学五年级，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从济南的堤口路小学转到了燕山小学。

大概是四五岁时，我在姥姥家的留影。

　　父母希望我在同龄人中能脱颖而出，给我报了很多兴趣班。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我的业余时间基本上被兴趣班占领，每周末都要上五六个兴趣班，古筝、素描、奥数等。

　　那时候，我们学校每周一都有国旗下演讲，我写东西比较好，老师就安排我写演讲稿，再交给别的同学演讲。好巧不巧，当时演讲的同学因故不能参加，老师就安排我直接上台了。

小学三年级时，我在济南拍下的照片。

　　还记得，当时我演讲的题目是《风雨之后见彩虹》，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也没有怯场。可能表现不错吧，事后大队委辅导老师找到我，说我挺有天分的，推荐我参加省里的各种演讲活动，后面还参加了山东少先队员代表大会、山东妇女代表大会的献词。

　　可以说，小学阶段，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好景不长，升入中学后，我的人生开始变得暗淡无光，不再受自己的控制。

2005年在山东新闻人物颁奖活动上，我和妈妈的留影。

　　2006年，我从燕山小学直升到燕山中学，中学的环境也变得跟小学不同，一切以学习为导向，很压抑。女生要求剪齐耳短发，男生要求剪板寸，头发长度不能超过一个手指的厚度，每周一会有专门的老师来检查我们的头发是否合格。

　　只有文艺特长生才有“特权”留长发。因为我有主持、演讲的特长，想申请这种特权，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他们不希望我搞特殊，硬逼着我剪短发，为此我哭了好久。

　　每天早上七点开始上课，下午放学后，老师会布置很多作业。全部写完已经到凌晨一两点了，睡不了几个小时，六点又要爬起来去学校。在这样的重压下，我的成绩不断下滑，从全班第一到第五，再到第十......父母对此很不满意，甚至连我的家长会都不愿意参加，对我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

　　那时我唯一快乐的事就是阅读，可父母只允许我看学习相关的书，阅读名著一类的课外读物被他们看到了，他们都会不开心。记得我妈曾递给我一张打印的纸，上面列着本年度的学习目标，让我填写，我在纸上写了四个字“顺其自然”，我妈看到后非常生气，很长时间没有搭理我。

　　在学校也处处受挫。我在学校的贴吧里看到同学对我容貌的讨论，有人说我好看，另一些人流露出的就是攻击性的语言，“她皮肤真黑”、“她的嘴巴像鸭子”、“觉得她好看的人都应该多做眼保健操”......我没有一下子接受这么多负面评价和负面情绪的心理准备，落差感尤其强烈。我开始变得很自卑，性格越来越内向，做事也小心翼翼。

　　学习的压力、父母的指责，叠加上青春期的烦恼和叛逆，让我的心理状态变得很不稳定。一旦遇到压力大到无法纾解时，就会拿刀割自己。第一次有这样的过激行为，是因为学习成绩下降，我妈骂我，我拿了文具店常见的那种五毛钱一个的小刻刀，偷偷割了自己胳膊。很长一段时间里，父母和老师都没有发现，等他们感知到了，我的两条胳膊上已经有很多条刀痕了。

　　这种情绪低落、内心极端的状态持续到高一。本来想高二分到文科班，生活会变得好一点儿，没想到这一切被我父母的一个决定打破了，我的生活也走入了最灰暗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