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子弟和父母同在一个学校（跳出农民工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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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公号粉丝来稿，作者是国内某知名高校的学生。她记录了从农民工子弟学校到重点高中的求学经历及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对人的影响，以及乡村小学——这个熟悉又冰冷的字眼背后的人和生存状态。

文 | 孟竹舟 编辑 | 苏晓明

校对 | 陆爱英 郭利琴

►我出生于南方某省会城市郊区的一个村庄，母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

我的人生轨迹原本会和村子里大多数小孩一样，读完村里的小学，被分配到一所普通中学，不上或者上一所专科院校，然后毕业谋生，结婚生子。

但我却幸运地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我考上重点高中，通过高考进入一所国内知名高校。

2015年暑假，母亲无意中提起，“小学要拆了，你要不要去看看？”我才突然想起这个在记忆中不断淡去的母校，脑海中似乎就只剩下校门口跑来跑去的渣土车扬起的黄色沙尘。

这所乡村小学建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原为一所祠堂小学，解放后成为公办小学。起初，学校所有的学生都来自于本村。

后来，伴随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它变成了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面对匮乏的师资力量，以及贫困的打工岁月，同学们首先学会的是生存，而不是学习。

许多年后，我在想，人所谓的“分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研究表明是从高中，但对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或许从小学就已注定。

一度，我觉得与同学们尚有重逢的可能，但后来发现，在我们选择了不同人生道路的那一刻起，分别的种子就已埋下。

（一）

2000年开始，村里打工子弟越来越多，村里小学的班级数由最初的6个班，到2005年增至12个。2008年，我小学毕业一年后，这所小学成为全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之一。

最多的时候，小学曾达到62个人一个班，学生挤得没地方进出，课桌椅之间只有窄窄的缝隙，得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通过，甚至连讲台旁边都摆着课桌椅，就像老师的“警卫员”。

我们班人数近四十人，只有十个左右是本地学生。每个学期我都会迎来新的同学，也会在某天，因同学的再次转学而失去曾经的玩伴。他们大都来自偏远地区，和父母一起进城漂泊打拼。

对于要求入学的学生，学校没有选择的权力。村民将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承担着解决租户子女就读的问题，村民经常带着外地家长找学校老师，因为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学校也不好拒绝。

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授课老师大都文凭不高。我们的语数老师也可以教我们美术、音乐、自然、体育；而体育老师也偶尔可以教数学、音乐，但只告诉我们答案，不告诉我们方法。他们戏称自己是“万金油”。

到了四五年级，最初奋斗在一线的老师们，由于年迈和体力不支，带不动这一群调皮的学生了，一个个退休。

最多时，学校有669个学生，12个班，在职老师只有19人。按照师生标准配比19:1的比例，应该配备35位教师。

因此，代课老师和统一安排的城乡交流教师承担了很多教学任务。他们的工资都很低，每个月只有一千多元，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只高一点。

但代课老师和城乡交流教师很不稳定。对于代课教师，这所学校只是一个跳板，劳动合同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想走就可以走。

城乡交流老师一共只待2年，他们为晋级到小学高级职称，必须要到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锻炼，匆匆地来，又匆匆离去。

有一个女代课老师在成为班主任后，上了两个月的课，由于别的学校给出更好的条件，她就离开了。

同学们经常看到不一样的新老师，一个个年轻靓丽，穿着时尚，但与整个学校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也注定他们要离开，去更好更干净优雅的校园。

童年的我。

（二）

陈伶、陈俐是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回忆起小学时印象最深的场景，陈俐说，那时捡废弃可乐瓶，装满水在没建好的加油站打水战；陈伶说，她记得两个男生上体育课打架，班主任来劝架，男生竟然要拿砖头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