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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既是高深学问，也是日常生活；既要“做”，也要“说”，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1920年，作为北大“新潮丛书”之一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是一本颇为全面地收录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演讲及其言行传略的书。作为教育家和演说家的蔡元培，在各种场合反复阐明自己的大学理念：大学，不但传授学术，更有养成独立自由人格的义务。具体而言，即当以最基础的学术研究为中心，要在培养一批不以满足一己私利权欲为目的、真正潜心向学的专家学者，故强调高深学问、强调学与术的分别、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认为这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而这些演讲由“声音”录为“文字”的时候，又体现了蔡元培在语言方面，对实用文和美术文分别的主张与实践。

　　【关 键 词】蔡元培/大学理念/演讲/《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作者简介】陈平原(1954-)，男，广东省潮州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教育、中国学术等方面的研究，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4-0011-11

　　沧海桑田，人类历史上最为长寿且最具活力的社会组织，除了教会，就是大学。到欧洲游览，这个感觉特别明显。转瞬间，辉煌的宫殿灰飞烟灭，雄伟的军事要塞成了废墟，庞大的企业也可能突然破产，只有大学，还有教会，不屈不挠，几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而且越走越风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者都会继续存在下去，且日益辉煌。如此说来，理解何为“大学”，以及关注中外大学的走向，变得至关重要。

　　晚清以降，中国人办大学，成绩卓著的不少，可最著名的，莫过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的挥洒自如。

　　在我看来，所谓“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功业”，同时也是一种“言说”。后人评价蔡元培，看他如何“办大学”，也看他如何“谈大学”。蔡先生明白这一点，在追忆北大岁月时，总不忘阐述自家的大学理想。为什么？因为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既是一门高深学问，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如此兼顾理论与实践，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某种意义上，校长之即席发挥或精心准备的各种“演说”，便成了关键的一环。今天我们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正应从此角度进入。

　　一、大学史及“蔡元培神话”

　　最近这些年，中国各大学的“校史”越说越长。北大还好，仍坚持以戊戌维新为起点，连颇多关联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这条线，也都不愿意拉扯上。如此立论，也算是蔡元培校长的“遗训”。为什么这么说？1918年，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①1948年，北大纪念建校五十周年，胡适撰文称：若从太学算起，北大“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可这种拉长校史的“诱惑”不可取：“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②现在有人断章取义，说蔡、胡两校长也都主张北大从汉代太学算起。这不对，白纸黑字，他们俩都是反对拉长校史的。

　　说实话，今日的北大，以及所有中国大学，努力追摹的，不是“三代之学”，而是西方现代大学——从学科设置，到课堂讲授，甚至毕业典礼，全都是舶来品。这是明摆在眼前的现实，不容抹杀。以北大为例，所谓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说起，无非满足一下虚荣心，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我们的任务，借用蔡元培的说法，应是参酌“欧美教育新法”与“孔墨教育之精神”。前者之兼及为真理而研究、陶养道德以及发展社会教育，分别指向德、英、美三种颇有差异的大学理想③，固然值得借鉴；后者之注重“陶养性情，发达个性”，也不是太学或国子监所能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