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资深出版人贺圣遂从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职位上退下来后，并没有远离出版业。现在，他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依然是上海出版界的一份子。不过对贺圣遂来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这几十年，可能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近日，复旦大学出版社老社长贺圣遂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回顾与学术界泰斗的交往细故，重新勾勒出版人内心思量及出版界真实生态。

贺圣遂
《中国文学史》是著者和出版人顺应时代精神使然
作为草创之初就躬身于斯的过来人，贺圣遂无疑见证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成长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才成立，其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真正建立，和全国大部分出版社延续事业单位的发展老路子相似，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发展缓慢，规模一直比较小，影响力有限。1992年复旦派张德明主持复旦社工作，他事业心很强，立志要将复旦大学出版社做大做强。张德明策划《狮城舌战》一书时，我进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工作才两个礼拜，该书的成功营销是我进入出版业初试身手。《狮城舌战》于1993年11月上市，两年销售近60万册，这样的销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谓出色。我的出版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后来相继出版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史》、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通史》以及葛兆光等主编的‘从周边看中国’（《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韩国燕行文献选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选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这些书确实给复旦带来了一定声誉。”
贺圣遂坦言，“出版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时出现很多周折。该书1994年立项，1996年出第一版，当时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大新闻，5万册图书上市一个月之内售罄。但在《中国文学史》第一版出版后，章、骆两位主编都觉初版还不如人意，他们有意进一步完善理论、观点和资料，打算花两年时间重新修订以推出新版，这是作者对读者负责、治学严谨的表现。但其时复旦大学出版社没有经验，和章先生的合作发生了一点矛盾。2004年，章培恒先生罹患癌症，文学史的修订工作不得不一再拖延。尽管其间有很多困难障碍，我动议复旦大学出版社与章先生修好，后来也幸而冰释前嫌，第二版仍是归于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后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于2007年正式上市。”

对于章、骆二人《中国文学史》的价值，贺圣遂至今盛赞不已，“这套书的写法极具个人特色，是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对中国传统文学做出新的诠释。在这套书中，爱国主义、人民性不是唯一的主题。章、骆二人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理解文学，把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和自身逻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掘和描绘，将人们渴望了解而在以往文学史中又鲜有着墨的东西，如那种传统文学中被遮蔽压抑的个性和人性精神呈现给了读者。可以说，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畅销，是著者和出版人顺应时代精神使然。”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重视学术最新走向，参考国外研究方法，有时亦紧跟社会思潮。其中不乏十年磨一剑的好书，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皇皇十二册，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从最初三卷本的构想一直到现在出满十三卷。诸多代表性著作亦奠定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地位，出版高品位的原创学术著作和高质量高校教材成为复旦出版社的宗旨与特征。
然而，亦有毁誉参半之时。
1985年南怀瑾通过门生与复旦有所接触，198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南怀瑾《论语别裁》，开南怀瑾著作在中国内地大规模、高规格出版发行之先河。从《论语别裁》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统共出版南怀瑾著述计三十余种。而此举却遭到王元化、朱维铮等学者的批评，“野狐禅”“不学有术”等指摘更使复旦大学出版社徒惹聚讼。

朱维铮
听此疑议，贺圣遂并不讳言，“当时我只和朱先生讲，中国像您这样的学术泰斗毕竟是少数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香港和内地开始有文化交流，同《曾国藩》《胡雪岩》应和时代脉搏，流行于干部阶层一般，在台湾，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南先生就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以期将最能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知识向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国人进行普及。如何通过中国文化提升个人教养，是南先生在当时主要的考量，事实上也的的确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当时，多数学术著作为小众服务，但复旦出版社一直也在考虑满足社会更广泛群体的精神需求。南怀瑾先生的著述从商界成功人士、企业家圈子中开始流行，相信南先生的自由发挥亦满足了另一群读者的精神寄托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