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常江，主要是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最年轻、最具知名度的青年学者之一的身份而为行业内外熟知的。而大约在10年前，他曾是一位颇受欢迎的80后作家，那时的他使用另外一个名字：沐童。直到今天，很多一直追随他的粉丝还是会用这个笔名去称呼他。

在常江任教的清华大学——这里同时也是他的母校——以及他曾经任教过的中国人民大学，他既是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也是成绩斐然的研究者。他于2016年获得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百度学术联合颁发的“中国最具影响力人文社科青年学者奖”时，是全部获奖者中屈指可数的35岁以下的学者之一。2015年，以筛选严格著称的瑞士政府卓越学术奖（Bourses d'excellence de la Confédération suisse）首次对中国学界开放评选，常江即成为第一届10位获奖者之一，亦是其中仅有的两位文科领域学者之一。

常江从文学到学术的转型之路，他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极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典型”的成长样板。一如他本人所言：“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协调。”

在夏末秋初的清华园，常江副教授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与我们畅谈他的学术思想和人生规划。

从文学到学术

尽管在十年前常江已是颇有人气的畅销书作家，但他始终未曾停止过对于自己“理想的生活模式”的探索。他将自己的思考以两种方式呈现：一是与秉持不同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人交流，丰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二是不断前往自己未曾到过的陌生国度，体验与母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面貌。“只有勇敢跨出自己的舒适区，才能看到很多自己习惯性无视的东西。”

最终，常江放弃了文学，选择了学术。他成为清华大学一名普普通通的博士生，开始了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探索。对此，他坦言：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快乐总是从放弃一些东西开始的。

从文学创作到学术生产，不仅是职业选择的变动，更是思维方式的转化。但在常江看来，曾经的文学创作经历对于自己后来的学者生涯大有裨益。

“写小说的经历让我对生活中的人和事保持一种敏感，也锻炼了我用更加有效的语言去描述自己的感受，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素养。”他说。

关于文学和学术两种思维如何相互促进，常江举了个例子。

“比如我看到了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就会去好奇除了我还有谁也喜欢这部电影，那些人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不是和我的故事有什么关联……这些本来都是小说家的习惯，但它现在帮助我发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成了学术研究的起点。

常江的主要从事媒介文化研究，在他看来，这个领域主要关注“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

“写小说的时候我凭借想象创造意义，但做研究的时候我通过科学的方法发现意义，两者同样美妙。”常江说。

其实常江始终未曾放弃自由创作。只不过，如今他的兴趣转向了另一种体裁：评论。从2016年开始，他成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的委员。

“我很乐于看到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例如互联网原生的文艺样式，它提醒我生活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常江说。

关注技术与人的关系

近两年，因有一系列高质量学术论文在一流英文期刊发表，常江成为国际文化研究领域一颗冉冉上升的学术新星。在集合了5500万注册用户的全球性学术共同体网站academia.edu上，他的人气长期居于前3%。

“我研究文化，但主要从一个角度切入，那就是技术与人的关系。”常江这样界定自己的学术风格。

在一系列考察中国城市女性如何通过互联网实现自我赋权的研究中，他提出了“数字女性主义”（digital feminism）这个概念。通过大量深度访谈，他认为，互联网技术带给人们的权力并不是虚幻的，而是物质性的。

“因为人们的整个生活几乎都在线上，所以你已经不能说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界线了。网络世界里的体验，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去揣测别人的快乐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除非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

此外，常江表示自己长期致力于构建一种本土化的理论视角，用中国自己的话语和经验去解释中国问题。

“不加辨析地套用西方概念来考察中国的现象，是一个令人悲哀的趋势。我希望中国学者在掌握了英语这个流通性工具的同时，不要同时毫无批判性地接受语言所附加的思维方式。”常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