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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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

那年冬天，他与北大的不解深情

1917年1月4日。时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门口，所有校工毕恭毕敬，迎接新校长的到来。

一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从车上下来，竟然先脱帽鞠躬，向校工致意。

这一举动引起不小的轰动，要知道，彼时国立北京大学官僚气息浓厚，校长是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校役需行礼，校长大人自是不必侧目。

这位儒雅的学者正是蔡元培，后来被北大学子们尊称为“永远的校长”。他的雕像至今伫立在燕园，与北大共沐春夏秋冬。

蔡元培的到来，书写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崭新篇章。

彼时北大非此时北大也。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庆祝建校120周年。长期以来，北大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时光倒流回民国初年，当时的北大却是一个“很多大学问家听到都头疼”的地方。

彼时的国立北京大学本质上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官僚气息浓厚，学风不端，教风散漫。

大部分学生“学而优则仕”，念书是为了混个文凭，然后当官；

许多老师“走后门”进来，为的是拿一份公家的薪水。老师上课，发给学生一些印好的材料，然后照本宣科一读就下课；

官僚习气，腐败积弊，但因背景特殊，没人敢管，前后5任校长都是满腔热血而来，遗憾而去。

彼时的蔡元培，也正为教育奔忙。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蔡元培应邀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他主持制定了《大学令》、《中学令》等，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已经勾画出了中国未来教育的蓝图。

历经乱世，屡经失败，却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

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濂请他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朋友大都劝他不必就职，“学校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也有人说：“既然知道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

从1916年秋接到范源濂的电报，到12月26日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蔡元培踌躇了三个月。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自青年时代就有的“教育救国”之梦：

“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16年1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

在北京前门附近的旅馆走廊，有一位身穿长袍，戴着眼镜的文化人不停徘徊。

旅馆伙计一打听，原来是这位先生要拜访一位客人，可是这个人正在客房里睡觉。这位先生招呼伙计不要叫醒他，而是拿一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

这位先生，就是蔡元培。而他想见的人，是陈独秀。

蔡元培为什么急着要见陈独秀？他想请陈独秀做北大的文科学长。

陈独秀与蔡元培早已认识。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在青年中的号召力，也是即将上任的蔡元培所需要的。

讲明来意，陈独秀却嫌自己学历有些低，难以担起文科学长的重任，便向蔡元培推荐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叫胡适，是哲学博土，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

于是，获得校长授职、尚未正式就任的蔡元培，一出马就将陈独秀、胡适两位知名人物招致麾下。

胡适

要想让北大变成真正治学的场所，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新旧政体交替之际，许多学人未能获得正式学位文凭，如何衡量其学术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蔡元培的眼光与判断。

“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年纪轻轻著有论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看到了，认为水平很高，邀请他来学校讲哲学；

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徐宝璜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新闻学导师；

任命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

当时因参与支持袁世凯“筹安会”而在天津潦倒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同样接到蔡元培的邀请，被聘为文科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由左至右）在小院门口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