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课是自由的象征”

萧瀚写过一篇《我的课堂纪律》的文章，他如此阐述他的课堂纪律，“其一，这里是课堂，不是教堂，这是思考的地方，不是无条件接受他人说教的地方；其二，我是教师，不是牧师，所说的话不是真理——最多只是我认为的可能真理，所以随时可以被质疑……其四，课堂也可以是食堂，来不及吃早饭的同学，可以带食品来，一边吃一边听课，也可以带零食来吃，但不要弄脏环境”。

他也撰文表达了对80后学生的尊重及鼓励，“大学教育中，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这本来就该如此，但在80后身上却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教师必须意识到这个独特问题”。

一位大二时选修萧瀚《中国宪政史》课程的学生回忆，萧瀚“身材瘦弱却精神奕奕”，“上课前，他调侃地宣称自己是普通话说得最好的台州人，骄傲地谈起自己的同乡方孝孺”，还有很多难忘的细节：萧瀚老师走下讲台，倚在第一排的桌子边上，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这么一句话，中国宪政史要从先秦讲起；萧瀚老师曾经跟学生们说过，“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要为自己负责”；萧瀚老师上课爱喝水，他不止一次地一边喝着冰冷的矿泉水，一边宣布他的课堂纪律，他的课堂允许学生把老师的话当成佐料，掺在南方风味的小笼包里津津有味地吃掉；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教室后，放下自带的笔记本电脑，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关掉自己的手机，整整一个学期他的手机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响过，哪怕是小小的振动声；他说过，大学里不培养奴才……

萧瀚的《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一文或许能更真切地代表他的所思所想，他说，“听课人数的多少有时确实会影响教师的上课情绪，不过，即使听课人数再少，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是不会用点名去强迫人来听课的”。

滕彪理解为，“萧瀚的看法是，应该和学生平等相处，让学生更自由些，如果学生不愿上课，对他们逃课也应宽容，在课堂上应该让学生更多地思考问题、去质疑老师”。

萧瀚跟同学们说，“我不会点名的，我丢不起这脸，如果自己讲不好课，还要逼人听课，这岂不是双重不人道？没人听我的课，我固然伤心，可我的课要是都得动用权力才有人听，那我就更加伤心。我不尊重你们，就是没有自尊——逃课是你们的自由，如果点名是为了保证听课人数，那我就没有点名的权力，因为我没有逼人听课的权力。”他甚至“怂恿”学生，建议“他们只要觉得自己不想听我的课，就不必来，时间宝贵，浪费不起，如果当年我在北大不逃课，我怎么能比别人有更多看书的时间呢？”

王建勋基本赞同萧瀚的教育理念，“听不听课，学生应该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说，不管老师讲得如何、是不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学生也必须来听课，那是一种很糟糕的方式”。

也有人批评萧瀚此论调是“不负责任，误人子弟”，但滕彪指出并非如此，相反，“萧瀚对学生讲课非常认真负责，学生对他也非常尊重”，同时，萧瀚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理解，“萧瀚认为，自由并非散漫，而是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学生应尽到学生的责任，教师也要尽到教师的责任，所以，虽然学生可以逃课，但教师必须要仔细地准备、认真负责地讲每一课”。

在王建勋看来，刚开始，萧瀚觉得是否当老师无所谓，因为萧瀚并非一开始就当老师，但是，“从我们最近的交流看，他越来越喜欢当老师、和学生交流，这学期他甚至跟学生组成一些讨论小组，我想他从中应该找到了很多精神上的愉悦”。

萧瀚撰文称，他的课堂是可以自由进出的，但“整个学期18周的课，课间有同学提前走的，但很少，而上课过程中走的一个都没有”，“因为尊重是相互的”。

萧瀚在他本学期最后一课上讲到，“信仰之下，应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依我之见，这个法门只有三个字：‘爱’和‘创造’”。

这给滕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传授知识、解决疑问是教育的一方面，但教育更应该做的工作是，让一个人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成府街与北大时光

王建勋与萧瀚相识迄今12载，他至今记得，初次见到萧瀚是在北大法学院贺卫方老师的课堂上，那时萧瀚正手捧《古拉格群岛》课间苦读；有一次，贺卫方还让萧瀚在课上讲述了自己的读后感。

“他特别喜欢读书，读了很多的书；他很关注社会现实，非常有正义感”，萧瀚的文史功底、人文关怀，及对法治之不懈追求，给王建勋的印象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