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四十年前，您在做什么？

　　杨佳：四十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那是1978年，我在湖南师大附中读高一，当时是理科实验班的学习委员和英语课代表。

　　记者：您那个时候学习就这么好，理科实验班还是课代表。

　　杨佳：对。那一年有两篇文章可以说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个是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还有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从小我和我的同学就非常崇拜科学家，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一个愿望：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记者：那您高考的时候报考志愿跟科学相关吗？

　　杨佳：高考实际上，当时倒没有，高考就是为了感受一下考场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那时候是高一，我那一年不应该是高考，但因为成绩好，在中学生数学和英语竞赛里面都取得了好成绩，名列前茅，所以学校就推荐我去试试，当时也没多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一试就考上了。

　　记者：那一年您多少岁？

　　杨佳：那一年我15岁。

　　记者：大学生活对您来说过得怎么样？

　　杨佳：觉得非常充实。我记得当时是穿着一件印着“Spring of Science(科学的春天)”的衬衫走进大学校园的。我们1977、1978级的，因为就差半年，所以在一起，但是我们有个特点，就是年龄相差很大，像我们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她的哥哥也考上这所大学了。同学里面有兄妹，有夫妻，有的是属于父与子这个辈分的，当时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和我的班主任同时考上的。

　　记者：您跟您高中的班主任同时考上大学？

　　杨佳：对，高中的班主任，还有我们的美术老师，也是同时考上的，他考上了中央美院。所以就是这样，师生关系都有，但是大家最主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当时有句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这是我们国家积淀了十年的精英。

　　记者：那您觉得您用这四年时间把这十年夺回来了吗？

　　杨佳：我跟大家一样，夺回来了，尽管是年纪最小。我记得当时宿舍有规定，晚上9点钟熄灯，就拉闸了。我睡上铺，半夜醒来发现还有灯光，原来下铺的一位同学是头上戴着一顶矿工帽，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书。这种精神感染着我，在这种环境下，你不可能不用功，也不敢懈怠。最后就是这样，我成了年纪最小的少年大学生，也是成绩最好的。

　　记者：是，环境造就了一个人。19岁您毕业了，留校任教当老师，您是最年轻的学生，同时也是最年轻的讲师，那您觉得这两个“最”，和我们改革开放这个大环境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杨佳：当然有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也就没有我从一个高一的学生成为一个大学生这样的转变。另外，改革开放的确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我一毕业留校任教时是19岁，去参加高考阅卷的经历很有意思。那是在开封，是现在的河南大学，高考阅卷是7月份，天很热，我扎了个马尾，穿了条花裙子，就那么兴高采烈地去报到了，没想到门卫一下子就拦住了，操着开封话说：“回去吧，回去吧，现在不让查分。”

　　记者：不让查分，把你当学生了。

　　杨佳：把我当学生了。好说歹说他就不放行，幸亏我的同事及时赶到，说：“让她进去吧，我们是一块的，她也是阅卷老师。”就这样才让我进门了。我进了门以后，还听他在那儿自言自语：“这是咋回事咧。”我现在想起来都挺好笑的，因为可能怎么看我都像是一个考生，而不像一个阅卷的老师。

　　记者：从小到大您的这些成绩，换现在来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您觉得这跟父母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杨佳：我父母也是老师，原来在我们家的书架上就有一本书，那个名字就叫《课堂的艺术》，我记得封面就是一幅腊梅国画，我很高兴能当上老师，有这么一个平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跟自己最好的老师，还有最好的学生在一起。

　　记者：我们知道之后您的生活突然出现了一些变故，身体出现了状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杨佳：当时上课时读课文，老是读错行，到后来书上的词就变得越来越模糊。然后更可怕的是视力不行了，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可以说像舞台的大幕就慢慢地往中心合拢。

　　记者：那个时候对您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吗？

　　杨佳：当时以为不会很严重，换一副眼镜就可以了，后来去同仁医院检查。

　　记者：当时医生怎么讲？

　　杨佳：医生没跟我说什么，但是跟我父亲说了。

　　记者：父亲瞒着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