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的教育如何定义

　　曾几何时，“教育”似乎一目了然——接受教育意味着在校学习。一般而言，学习的年限越长，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可在当今时代，关于“教育”的传统共识已不再适用。有证据表明，在校学习与教育之间的因果关系若非荡然无存，也已然岌岌可危。

　　近期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报道，调查了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儿童接种可预防的儿科疾病疫苗之间的关联。该报道援引了多项发展中国家的权威研究，结果均显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儿童疫苗接种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换言之，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接种疫苗的几率就越大。这一关联毫无争议。

　　不过，该报道又援引了一项美国的研究，以及由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进行的全球研究。这两项研究却显示，在美国和多个欧洲发达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儿童疫苗接种率呈负相关。与仅完成中学教育的女性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尤其是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的女性，让孩子接种疫苗的可能性反而更小。此外，种种迹象也表明，类似的负相关还存在于其他领域。无论是针对气候变化，还是进化论，许多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士常持有与事实相悖的观点。

　　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观点和情感置于事实之上，《牛津词典》将“后真相”评选为年度热词。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简单来说，大约从500年前以来，人类的集体智慧一直在增长，虽然我们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我们所掌握知识的占比却越来越小，个人变得更加“无知”。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正是物种进化和信息技术。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作为一个物种，现代人类存在的时间约为20万年。在此期间，人类的生理构造，包括大脑的形状，几乎没有发生改变。然而在过去的500年里，信息技术却经历了飞速的发展。

　　在15世纪40年代，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西方活字印刷术。在这项技术问世之前，传播知识主要依靠书籍抄写，即便是在开化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亦是如此。印刷术的问世可谓石破天惊。在其发明后短短50年内出版的印刷书籍总数超过了此前1000年里人类手工抄写的书籍总数。

　　正是因为海量的知识能够得以记录、保存和传播，才有了日后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再后来，伴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分化（劳动分工），人类的知识与日俱增，从而催生了技术飞跃。在现代历史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问世也产生了相同的效应。但计算机技术与书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书本仅是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计算机技术还提高了知识创造的速度。凭借人工需要几周乃至数月才能完成的计算和分析，计算机可在几分钟甚至几秒内就解决。

　　虽然衡量人类知识总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但据谷歌估计，截至2010年，全球已出版的书籍总数可能已达到1.3亿本。即使在这上亿本图书中，有知识含量的仅为极少数，一个人倾其一生所能获取的知识总量也只是微乎其微。用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的话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难以区分尖端技术知识与魔法的区别。更令人担忧的是，克拉克预测，人类智慧的总和与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之间的鸿沟会不断加深。

　　面对人类智慧巨大的总量，若要避免个人越来越无知，甚至彻底扭转这一趋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塑造我们的教育。这一难题并没有简便的答案，笔者希望从如何教与学、为何而教、为何而学，以及教育的时间和地点等方面提供一些思路。

　　教什么？学什么？现有的教育系统旨在培养“专才”。因此，越走向教育系统的金字塔尖，课程分化越细，专门化程度越高，越是不重视对通识知识和核心概念的理解。我们必须扭转这一趋势，发现教育的核心理念，并围绕其打造适用于所有人的优质的通识教育。

　　物理学家大卫·多伊奇（David Deutsch）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现实之布》（The Fabric of Reality）中指出，虽然知识总量呈指数级增长，一个人想要无所不知依然是有可能的，至少可以掌握阐释的工具，但前提是把握以下四大核心理念——量子物理和多重宇宙理论、进化论、计算机理论以及认识论。诚然，多伊奇列举的核心理念是否充足或是否正确依然有待商榷。但他的想法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即在知识总量以指数级速度增长的今天，学习和阐释知识的工具与知识本身至少同等重要。

　　怎么教？怎么学？如今，教育中的科学比例依然不足。在现有的教育体系成形之时，人类对于怎样科学地学习，尤其是大脑运作的方式仍知之甚少。今非昔比，我们亟须利用神经科学的新发现以及信息技术带来的无限潜能来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