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新媒体时代，新闻学院何为？

新闻学院从其问世之日起，就被一个幽灵纠缠着，那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时至今日，新闻学院要不要办下去？仍在争议中。近日，又一波关于新闻学院还要不要存在的争论在大洋彼岸起浪，波及到我们这里，刺激了新闻学界的隐痛。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正反与反方，各执己见。支持者会列出一大堆的理由，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 Bill Grueskin教授认为，当下新闻的业界环境决定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新闻学院。其理由是：
其一，在新闻学院可以学到新闻鉴别、人际沟通、法律框架等在社会实践中不易获得的能力。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获得预测信源动机的能力。在实践中，该能力的缺失会直接导致沟通不畅；其二，新闻采编室内部培训机制基本缺失。过去新闻采编部有内部培训的机制，要求严格的编辑会付出时间精力培养年轻记者。现在该机制基本消失。究其原因，主要是新闻采编部编辑裁员和新媒体创业带来的“快餐”文化冲击造成的。这一观点认为，网络时代的新闻业的问题可以通过“告知读者”来代替“纠正错误”，而事实恰恰与这种观点相悖。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其实放大了新闻采编中的错误；其三，新闻学院是新闻创新研究的温床。过去人们认为新闻学院是新记者“练手”的地方，却忽略其所发挥的深度研究和方向挈领等作用。在新闻教育面临严峻危机的今天，其作用愈加凸显。
反对者的理由也会有一大摞理由。比如，路透社前财经记者、Fusion数字媒体负责人 Felix Salmon则认为，新闻学院没有必要存在。新闻学院要么取缔，要么将其改为纯粹的学术阵地。新闻工作者的培训工作应由新闻采编部承担。新闻实践能力与是否获得新闻学位几乎无关。“实践性”新闻学院的存在没有意义，“无用”的新闻学院只是为了收支平衡。最终学生要为高昂的学费买单，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另外，就读新闻学院不等于更有工作竞争力，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机会成本。
在上述正反方争论中，我更愿意站在正方一边。在新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高度发达的媒介技术大幅度拉低了人们获取信息、资讯成本，也使得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变得轻而易举，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和资讯发布者，从而使得新闻的职业壁垒似乎变得模糊起来。在这种背景下，需要不需要专业的新闻从业者？进一步说，新闻学院有没有存在必要？我的回答是，不仅需要，而且更需要。
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和信息发布者的时候，也是资讯价值、秩序混乱之时，此时此刻，就更需要新闻学院成为价值守望者和秩序护法者。所谓“后真相”，表面上缘于“真相”变量的不确定性，造成真相的扑朔迷离和求解困难，实际上是因“真相”共识的缺失。当社会的资讯能力提升的时候，就更需要新闻职业能力的水涨船高。如今，不是不需要新闻学院的问题，而是需要怎样的新闻学院。问题在于，当社会信息能力整个儿提升之际，新闻学院的教育和研究能力并没有匹配性的提升，从而造成新闻学院成为知识和能力的“洼地”，社会之水泥沙俱下，水漫金山，对新闻学院的合法性形成严重冲击。
新闻学院究竟向社会提供什么？其一，理念和价值的定盘星和压舱石，当社会出现价值偏差和理念失焦之时，新闻学院不能随波逐流，坐视浊浪排空，沧海横流。比如，在美国，特朗普利用民粹泛滥之潮，将新闻价值观带偏。这个时候，新闻学院的声音在哪里？
其二，提供理论和新知，如今的新闻学院在理论创新和新知发见方面的能力严重滞后，无法输出高于社会和实践水位的高明知识。
其三，培养人才。新闻学院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不能仅把新闻学院理解为业界人才的培训基地？现在业界和社会有一种功利的评价误区：把新闻学院培养的人能不能快速在业务上上手，作为评价新闻学院办得好不好、成功不成功的尺子。我要反问一下，作家是不是多是文学院培养出来的？因此，不能把新闻学院简单理解为职业训练所。新闻学院的确需要强化专业技能，要有专业能力的训练，但这些不是新闻学院职责全部。新闻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可成长性，须有较长的能力周期以及专业续航能力，人才的“蓄电”能力应该更强，而不是停留在短平快层次上。在这方面，新闻学院需要努力，也需要定力。
其四，新闻学院应该成为新事物、新技术的试验场。只有在大学，可以不计成本从事一些“务虚”的实验性探索。放空功利性的算计，做一些超前的实验和探索，宽容失败，在低概率的成功中，扮演业界和社会的前卫探索者。比如，西北大学的NUvention计划和奈特实验室、纽约大学与荷兰De Correspondent平台合作的新闻学项目、哥伦比亚的“唐氏”数字媒体研究中心等项目，这些实验性项目发挥传统新闻采写所无法企及的作用。（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