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处长一礼堂”， 何谈现代性？

原标题：大学“处长一礼堂”， 何谈现代性？

邝飙/漫画

“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失去它轻而易举，失而复得却艰难无比。大学里‘处长一礼堂’，与大学的现代性与国际性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而言，王旭明社长发的这个大学官场化的帖子，算是另类的警醒。”

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近日在微博上发帖：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朋友想当处长问我是否可说情，我说不可。他信息回我：“为这事冒昧麻烦社长，实感难为情，本作为老师也悠然自得，实在是因我校处级干部四百多人，老师完全边缘化，心生感慨，惭愧。”若属实，当下大学太恐怖了！

大学已高度权力化

王旭明社长的帖子一出，立马引发众多网友关注。而公众关注的原因，倒不是王社长所说的问题有多少新闻价值，更多是因发帖人的影响力。王社长不仅是语文出版社的社长，还是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可以说，正是其“前身份”，增添了这个帖子的权威性和戏剧性。

大学行政化、官场化，媒体曾多次报道过，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王社长在以“前身份”工作期间，应该了然于心，如今发出感慨，表示“太恐怖”，重新唤起了对相关话题的讨论，多多少少弥补了“前身份”时回避这个问题的遗憾。所以，公众完全能够理解王社长以“若属实”三字所作的惊讶状。

一所大学处级干部四百多人，看似很夸张，但仔细算算也“正常”。有人算过：现在的大学，十几二十个学院，正副院长三四个，正副书记两三个，那就已经有百来个处级干部了；再加上党团、行政、后勤、实验室、医院、青工妇、出版社、附属中小学、校企以及其他中心一类的机构，正副职加起来，林林总总就有三五百人了。

大学高度权力化、官本位化，是因为“当处长比教授更开心”。据羊城晚报报道，教育部第五届高校名师名单显示，在100位获奖者中，担任校长、院长等行政职务的占九成，而不带任何“官职”的“纯”一线教师仅10人左右。“官者通吃”，倒逼着像王旭明朋友那样的普通教师，身不由己地“投身”官场。

错误的配置和价值导向

大学行政化、官场化、衙门化，社会诟病已久，大学校长们也看不惯。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豪言“去行政化”，原深大校长章必功先生也力图改革，还有一些名牌大学的校长在媒体上对此进行批评……但诡异的是，愈是批评，愈是严重；越是改革，大学里的“官员”越多。

大学不仅自产官员，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将没法提拔的“自己人”塞进高校提拔，大学校长无可奈何，教育经费和自己的仕途都掌握在别人手上，不想接收也得接收。自产加上安插，导致大学行政膨胀，有网友形容如今的大学：“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

别以为这一走廊、一礼堂、一操场的学官们大多无所事事吃干饭，要说忙，他们可能比教授、学者们更忙、更辛苦。他们管的事可多了，老师要管，学生要管，自己人还要互相管、互相照应。教育部来了个漂亮的女秘书，总得有人安排献花迎接吧？

管的事多了，学官自然就多。前几年有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人员只占教职工总数的50%左右。近几年的数据没看到，据一些身在高校的朋友透露，大学行政人员所占的比例已远远超过了教学、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

这么多行政人员挤进高校，势必挤占本就不多的教育资源，使教育资产发生错误配置。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无论官职大小，学官们总掌握一定的权力，相比于无职无权专心于教育、科研的普通教师，他们在获取课题、职称晋升、评优评奖等方面，天然地拥有一定优势，由此形成“以官取人”的价值导向：不当官没有出路，不当官就“难为情”，不当官就申报不上课题，不当官甚至评职称时遇到阻力。当一位学者的社会认同由有无官职或官职大小来决定时，那么，大学的价值取向就很难说没有偏离教育的本意。

官本位损害学术独立

大学，贵在学术自由与独立。德沃金在《自由的法》一书中憧憬：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机构，在那里，当教授、学生们以及行政官员们作为个体能以他们的方式，看到他们所认识的真理，他们孜孜不倦地发现并传递这些真理。不过，德沃金也提醒道，学术自由的敌人是服从文化，比如托奎马达的西班牙文化，以及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文化。

在服从文化里，真理不是从每个人所依托的独立信念所作出的行为来归纳，而是根植于时如磐石的传统，或者根植于政治集团，或者根植于教士许可证，极权主义认识论正是暴政最令人恐怖的特征。为抵制和反抗服从文化，必须捍卫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的价值。相比于正常的学术规范与规则，大学官本位无可避免地使教学和学术单位变为官场序列，体现的正是服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