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历史系教授：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吗？(图)

《犍陀罗文明史》（孙英刚、何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是国内首部有关犍陀罗历史、艺术的通史性著作。在作者看来，犍陀罗文明和中国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犍陀罗文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轨迹。就这个话题，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谈了他的看法。

孙英刚

《犍陀罗文明史》

澎湃新闻：您反复说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研究犍陀罗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本身和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您是怎么理解犍陀罗文明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中的定位的。

孙英刚：首先强调的是，我以下所说，都是一些很可能“不是错觉”的感想，而且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佛教的发展脉络。以前有一本书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我们并不是挑战佛教从印度传来的说法，而是试图恢复被斩断的复杂的历史支脉（甚至是主干）——这些主干或者支脉，因为各种原因在历史记忆里被不断抹去，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支零破碎的信息。

我最初是出于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需要，要了解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历史。中国佛教史只能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才能看得更清楚，所以肯定不能从白马寺的那几匹马说起。西方的佛教研究，在最初的阶段，他们设想了一个“纯粹的”、“原本的”佛教。在这种理念里，那个释迦牟尼最初创造的洁白无瑕的佛教，在传播中，跟不同地方的文化因素乃至“迷信”相结合，呈现出新的面貌。所以在他们眼里，佛教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但是很少有学者这样描述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的基督教。所以最初的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重点是西行求法和汉译佛典，他们希望从中找到那个“原本”佛教的信息。直到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出现，才开始强调在中国文明的框架内研究中国佛教。

其实，真的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佛教吗？完全不存在。佛教是一个变化的思想和信仰体系——这正是它的活力所在。就算释迦牟尼也反复强调，“无常”是普遍的规律，事物是无常的，诸法也是无常的。即便从佛教的立场看，佛教要保持活力，也要是一个常新的思想体系，秉持诸法无常的根本精神。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将佛教史描述为一种线性的、乃至退化的历史，是一种幼稚的对历史的误解。

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传播，是人类历史的大事，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也是理解东亚文明根基的抓手。如果考虑到佛教在公元前4—5世纪已经作为印度教的一种异端教派开始传播，但是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五六百年中，它没有传入中土——尽管我们有一些阿育王分舍利之类的传说。可以说，佛教产生后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但是为什么突然在公元2世纪，也就是佛教诞生五六百年后，在中国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犍陀罗。

贵霜帝国在公元2世纪成为中亚的庞大帝国。它的出现消除了因为政权林立导致的交流障碍，为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贵霜君主，如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和迦腻色伽（Kanishka I）等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使佛教在中亚和西北印度获得一次飞跃和更新，并传入中国。佛教的昌盛，也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随着佛教传教和商业贸易的频繁，大量贵霜人进入中土，居住在洛阳等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史料记载，在洛阳居住的至少数百人的贵霜居民大多应是佛门弟子。

贵霜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以前佛教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时，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同时也包括教义的变化，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如果把犍陀罗和贵霜的历史加进去，可能佛教史、中国史、乃至丝绸之路的历史，都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丝绸之路既是一条信仰和思想之路，也是物质和商贸之路，还是各大国纵横捭阖的征服和对抗之路。如果仅仅依靠已知的信息描述这条路，我们知道它肯定不完整。比如我们读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根本找不到佛教、贵霜、犍陀罗的影子，我们读到最多的是粟特——这得益于近年来一些天才史学家对粟特历史倾注的精力和热情，恢复了我们之前忽略的历史信息。

澎湃新闻：您认为佛教在这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让佛教得以飞跃成为世界宗教，并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