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尧（图/本刊记者 大食）

1986年，沈祖尧（左）跟朋友以游客身份组团游览北京

同香港中文大学师生一起看世界杯

带着逸夫书院的学生，去北川探访受伤及流离失所的居民

沈祖尧的办公室不算很大，简单地分成会客区和办公区。靠墙并排立着两个书架，一个摆放的是医学类书籍，另一个基本被关于教育理念的著作占据，透露出主人的双重身份——医生和校长。

作为医生，沈祖尧在香港家喻户晓。2003年，香港“非典”疫情导致300人丧生，工作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占1700多名感染者的1/4。因为积极投身抗疫，威尔斯亲王医院医护团队的领导者之一沈祖尧与另外两位医生一同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的“亚洲英雄”。

作为校长，2010年上任的沈祖尧还是新手，却已在民意调查中蝉联“香港最佳校长”的荣誉。他如此解释自己的转型：“人生就如一场球赛，我愿意用我的下半场，尝试另一种踢法。”上任第一周正赶上南非世界杯决赛，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新校长于是邀请全校球迷在“百万大道”一起看球。

沈祖尧祖籍浙江宁波，父亲出生于上海，全盛时期祖父拥有3家酒店，南京路上的南京饭店即其中之一。1949年，父亲只身南下香港，10年之后沈祖尧在此出生。文化人陈冠中曾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坦承，香港“婴儿潮”这一代人从小信奉“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化的回报”。沈祖尧正属于这一代人。“非典”之前，他用论文的影响指数和筹集的研究经费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非典”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与团队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薪金、假期、升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当年在香港大学学医时，内科医学老师达安辉（David Todd）教授对教育、科学、服务病人的热忱，令沈祖尧印象深刻。达教授退休后定居剑桥，一次沈祖尧去探望，并和剑桥大学医学教授堤莫西·考克斯（Timothy Cox）共进午餐。考克斯教授说：“祖尧，你在医学期刊发表的学术文章，10年后不会有多少人看，但如达教授般的好老师，却可以令你在毕业30年之后回来探望他，可见教育是有价值的。”

从1985年在威尔斯亲王医院（香港中文大学教学医院）担任医生开始，历经中大医学院讲师、讲座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逸夫书院院长，最后成为一校之长，沈祖尧的精力越来越转向教育。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的本质是“模塑生命，帮助年轻人发展为思想成熟、才德兼备的成人”。“10年之后有谁会记得某所大学排名40还是50？但是，一所大学能培育出优秀的毕业生，则势将因此在历史上流芳……”

就像他所说的，好医生多半善于跟人打交道，他也不想当一个枯坐办公室的校长，而总是尽可能找机会接触中大的师生和校友。担任逸夫书院院长时他就曾带着学生去北川探访受伤和流离失所的居民；担任校长后他又和善衡书院的师生去乌干达的孤儿村与当地人携手搭建孤儿宿舍。学生们照顾吃奶的婴孩时，他则为当地人义诊。之后，中大推出“博群计划”，鼓励学生在老师的协助下，走进社群，亲身体会香港、大陆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问题。

走出办公室的另一个办法是写博客，沈祖尧视之为校长职责的一部分。“学校有两万学生，我不可能都接触。但要是他看我的blog，就会了解我的看法了。”他写博客的频率接近每月一篇，包括大学教育的价值和理念、大学排名与优质教育孰轻孰重、求学与做人的关系、中文与英文并重等话题。他颇擅借题发挥，可以从约伯斯说到不必随波逐流，终身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从林书豪说到看淡成败、宠辱不惊。“学生不但需要学科的训练，做人方面更需要当老师的给他们一个榜样、一个方向。我希望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价值观、人生观。”

担任校长之后他也没有放弃研究工作，而是保留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寻找课题，筹集经费，指导团队，一起分析研究的结果……他戏称自己是“后座司机”，虽不坐在最前面，却指示着研究方向。团队成员有时候太过局限于专业领域，反而不容易看清全域。而他，会提醒他们，“你可以试试用你的技术解答我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