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孔迈隆教授：不往田野去，就理解不了今天的中国

▲2018年7月31日，孔迈隆与李明洁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接待室合影，后为弗朗茨·博厄斯教授画像。

“传统”是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中的核心概念，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合法性根源。但是近百年来，传统在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性，却一直处于吊诡状态，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摒弃。本世纪初以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为代表的文化复兴思潮，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传统”提供了契机和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迈伦·科恩（Myron Cohen，中文名“孔迈隆”）教授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专注于中国传统研究，在多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对传统之于中国人的生活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大量坦诚而有警示性的见解。为此，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李明洁教授赴美采访了孔迈隆教授。

孔迈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2006至201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院院长。著有《台湾的中国家庭制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和《亲属、契约、社区与国家——从人类学视角看中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等。

▲《台湾的中国家庭制度》

▲《亲属、契约、社区与国家——从人类学视角看中国》

孔迈隆教授曾多次来到上海。1990年他在上海县华漕乡华漕村沈更浪生产队“插队蹲点”，调查中国农村家庭及其演变时，《解放日报》曾作了题为《洋博士“蹲点”华漕乡》的报道。前年他来上海复旦大学参加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2016年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时，获颁“人类学终身成就奖”。

研究中国，本质上是在研究动态的新兴的世界格局。更何况中国近些年的成就有目共睹，既是全球的兴奋点，也是难解的谜。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关乎当下的，不去实地看看，不到田野里去，你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你也理解不了今天的中国。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中国

李明洁：谢谢您邀请我来您的办公室，我现在有些时空穿越的感觉。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先生在1890年代创办的，这就是他的办公室，您用的还是他当年的办公桌吧？

孔迈隆：是的，这就是博厄斯教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谢谢你留意到他，他对人类学的贡献是不朽的，他在美国设立了最初的人类学博士课程，人类学家至今分享着他的田野研究经验，比如：长期居住，学习当地语言，并与被访者发展社会联系。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只有去实地调研你才能观察到各种社会关系。与其去揣摩宏观的全景，不如去观察社会中的亲密关系，获得某种具体的文化图景。虽说在调研中发现的只能是个案，然而很多个案联合起来，就能获得一般性的知识了。

李明洁：博厄斯教授早在20世纪初，就曾举荐东方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博士到中国做全面的田野调研，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菲尔德博物馆至今还能够看到劳费尔博士带回美国的中国珍奇和对中华文明的介绍。可见，美国人类学界从学科创立之始，就非常重视对中国的实地研究。您是至今仍活跃在学术界的最为资深的美国人类学中国研究专家，可以说见证了当代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史。

▲东方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

孔迈隆：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26岁，上一次去是2016年，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算起来有5次。第一次是1963年到1965年，我到台湾南部的美浓镇一个叫大崎下的村子，前后有一年半，主要是研究“家庭制度”。第二次是1970至1971年间，也是在美浓，参与的是伯顿·帕斯特纳克（Burton Pasternak）教授当年的项目，我们对美浓作为一个“全面的社会系统”很感兴趣。第三次是1985年到1986年，费孝通教授推荐我去河北，后来下到新城县杨漫撒村。第四次和第五次是1990到1991年间，一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郊外的上海县（现闵行区），另一部分时间是在四川成都市郊的眉山县。后面的三次调研也是聚焦“家庭”，目的是比较中国不同地区家庭组织方式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