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设计：让“圈养”的孩子能适应“散养” 环境

Q1 记者： 您取得这么骄人的业绩一定有其道理，能不能给我们说明一下？

梁洵安： 由于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持续多年不断以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递增，在中国国内从事国际课程教育的机构也越来越多，保守估计有1000家。学校开设的课程也是五花八门，除英国的IGCSE、A level课程外，国际文凭组织的IB课程，美国的AP课程，加拿大的BC省、安省课程，澳大利亚课程、德国预科课程、美国高中文凭课程等等。必须指出的是，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办学，不外乎是用中国应试教育的方法，来应对西方国家标准化考试的“洋高考”，与真正的国际教育还有很大差距。

Q2 记者： 这么多的国际学校，对家长而言，如何选择真是难题。

梁洵安： 需要纠正一下，我这里讲的学校，不是指严格意义的国际学校。国际学校是指为外国侨民提供其母语教育的学校。她有两个前提：一、举办者需是外国机构;二、招生对象必须是持有外国护照的学生。我所说的1000家学校，是指中国人举办的、为中国学生提供国际课程教学与考试服务的学校。这些学校在办学理念、招生对象、教学目的与国际学校有很大差异。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规范称呼，我们姑且称之为国际课程学校似乎更妥帖一些。

Q3 记者： 您还是没有解释你送那么多孩子进入名校的“秘诀”？

梁洵安： 这个问题，得从我从事国际教育工作20多年的经历说起。
我1990年进入深圳市教育局，1992年被安排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当时我对国际教育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在完成政府出访、接待、教师培训等日常公务外，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面向市场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在经历了全国最早引进举办国际教育展览，协助大学举办中国最早的“1+3”、“2+2”等大学预科的中外合作办学，帮助数百学生申请出国读中学、大学、研究生等等经历后，我感到出国留学低龄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经我帮助送出国读中学的孩子，成功者不少。比如有6位进入哈佛，至少30位上了牛津、剑桥。由于这些孩子的成功，使我在业内也有了一些“名气”，寻求我提供帮助的家长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在孩子读小学就在我这里“报到”，初中一毕业就让我帮助把孩子送到国外“名校”。但我手头拥有的国外知名中学的资源是有限的，难以满足向我寻求帮助的孩子。
同时我也清楚知道，出国后不如意，或者失败的孩子也有不少。我帮助送出去的学生就有常年沉溺于赌场的，有高中读了5年也没有被大学录取的，甚至还有因为吸毒被遣返的。出于保护家长的自尊和孩子的隐私，失败的案例没有什么人知道。大家看到的都是光鲜的成功！留学失败的家长“只能打脱牙齿和血吞”。
其实留学出现失败的原因很简单：
1、中国家庭教育与西方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中国80后、90后基本都是独生子女，是“圈养”长大的，他们从小被安排、被呵护。好好学习是家庭对他们的唯一要求。相对中国，西方教育观念下的孩子是“散养”长大的，他们从小就被培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有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把15、16岁的孩子直接送到国外读书，好比是把温室培育的花朵一下子放到要经历风雨的环境中，能适应的当然还好，不能适应也就可能成为“留学垃圾”。
2、任何社会，优质资源都是稀缺的，学校也是一样。英美的确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校，但这些名校可以招收的国际学生是十分有限的。外国学生仅仅是他们“国际化”的补充。中国人口众多，个个家庭“望子成龙”。好的“名校”学位根本满足不了广大中国家长的需求。名牌学校，当地很多成绩不错、家境富裕的孩子都进不去，能有多少中国学生可以进得去？
3、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学校看重中国这个巨大的生源市场。他们通过委托中介、合作办学等方式加大在中国的招生力度。我亲眼看到，有人靠办学，不到10年就从默默无闻迅速进入加拿大“富豪榜”前50。英国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由于在中国市场推广成功，没过几年就在英国购买了四个校区。这种学校，超过90%学生来自中国。换一句话说，主动来华积极推广和招生的学校普遍在当地知名度不高。
4、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主权问题。由于西方国家普遍不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那么中国自然也不可能承认西方国家的大学入学标准化考试。中西方由于教育制度不接轨，导致要想进入国外名牌大学，就不得不去国外读高中，或者参加国外教育机构的教育考试。这是导致出国留学低龄化最主要的原因。
1998年，针对中学生出国留学越来越多的趋势，我们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举办了专门针对中学生的“英国中学与大学预科教育展”。《光明日报》一篇“深圳：中学生出国留学趋热”的新闻报道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批示。我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经过调研讨论，我们认为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没有改变，对于出国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仅听凭媒体的批评和个别负面案例就因噎废食，而应该积极想办法减少和避免。 为了抑制低龄出国情况，我向深圳市教育局提出引进国际课程，举办出国留学预备学校的想法，得到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十分感激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包容和开明，在一般省市，对中央常委的批示，肯定会坚决贯彻。我们当时提出的想法应该是很难得到认可和支持的。因为当时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教育是意识形态，课程是载体！领导在这种背景下能表示同意支持，是需要胆量和智慧的。
经过几年努力，2003年我在深圳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岗位上，与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合作，在全国率先引进了IGCSE和A level课程体系，举办了非学历教育机构——深圳教育国际交流学院。这期间，深圳大学的徐火辉教授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过去一直主张引进IBDP课程，是他给出的“A level是最适合中国中学生就读的通用国际课程”结论，说服了我。我也没有想到，在办学过程中，经历了不少冲突、混乱和家长的不满意……首批招收的40名同学就有13位家长就是因为不放心，将孩子转学出国读书。但最后结果出人意料，27名毕业生就有4名同学被牛津、剑桥录取，学生全部进入国外正规大学。这给了我很大鼓舞！2004年，我下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在广州与华南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了“国际预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