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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孩子的公共托幼服务和 中小学生的晚托班管理问题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二孩数量首超一孩,但仍比2016年减少了63万。“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并未及预期。

  省人大代表、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钟晓晓关注到这组数据,也因长期接触女职工感触颇深:“现在是大龄的想生二孩,公司的年轻人反而不愿意。”

  这次两会,她专门提了一条建议:政府兜底,发动社会力量解决0-3岁孩子公共托幼服务问题。

  而省政协委员、杭州市卫计委副主任郑冰关注的则是杭州市中小学生课后托管的问题,希望将中小学生的“托管服务”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两会”已进行五天。这五天里,记者参与各个界别小组的讨论、翻看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发现“孩子”和“老人”是代表委员们说得最多、关注度最高的两个关键词,小到0-3岁幼童的托管问题,大到中小学生的课后托管,还有老年人的精神教育关怀、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几乎每一条都能成为每一场分组讨论的热点话题。

  政府兜底 发动社会力量解决0-3岁孩子 公共托幼服务问题

  钟晓晓说,年轻人不愿生孩子,顾虑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担心影响工作与职业发展,其次是生活成本攀升产生的压力。

  “现在年轻人生孩子,基本没时间照顾,双职工更加难,基本都是父母千里迢迢赶来。”钟晓晓说,孩子0-3岁间陪伴照顾非常重要,但又面临无处可去的尴尬。

  上世纪80年代,她在妇联系统工作,不少单位都有自办幼托中心,解决女职工的后顾之忧。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幼托中心几乎消失,幼儿园配套的早教中心、幼托班也逐步取消,社会上的幼托机构数量少、价格高,供需矛盾突出。

  如何激发育龄妇女的生育积极性,钟晓晓提了一条建议:政府兜底,发动社会力量解决0-3岁孩子公共托幼服务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讲,今年对全省0-3岁儿童开展早期识别发育风险和发育异常筛查,政府蛮重视这一群体,但还可以更进一步。”她说,0-3岁的孩子意识已经很清晰,需要陪伴和互动。

  怎么建、谁来建、建在哪……必须有标准,她建议省政府明确主要牵头部门或议事协调机构,教育、卫计、民政、工会、妇联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出台发展公共托幼服务机构的综合性政策,以及符合浙江省现状的托幼服务机构建设和管理标准。

  举办主体可以是社区、社会组织、企业、楼宇、园区等,可以整合区域内资源共同创办,也可以社区、企事业单位或民营资本独立举办。目前,很多新建住宅小区有要求配套规划幼儿园,也可以一并将幼托机构考虑在内。

  不久前,周边省份某企业幼托机构曾发生虐童事件,保育员这一角色引发关注。钟晓晓觉得,在保证早教教师资质的同时,可以发动社会力量承担保育员的角色。

  她建议发动退休教师等有经验、有文化的群体,进行正规的统一培训,将闲置资源共享起来:“可以你半天、我半天轮流,一定比年轻人更有爱心。”

  爸妈还没下班 中小学生的晚托班管理

  要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提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停不下来。”昨天下午,在省妇联的小组讨论当中,中小学生课后托管问题成了18位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省政协委员、杭州市卫计委副主任郑冰,曾在2016年参与过关于杭州市中小学生课后托管情况的调研,对于目前课后托管的现状和问题,她再清楚不过了。

  通过调研,郑冰发现,如今杭州的课后托管大致有两种形式:有的城区将学生继续留在学校里,由值日教师托管;而有的城区与社区或公益组织合作,将学生移往校外托管。“我们主张还是将学生留在学校里,这样更加安全。但是这样会延长学制规定的学生在校时间,这段时间内的责任主体就不明晰了,如果出了事情,谁负责呢?”

  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工作人员和工作经费的问题。学校老师工作任务已经很重了,人手本来就不够,而现在在托管班值日的老师,要么是志愿服务,无任何费用补助,要么发放象征性的补助,相当于没有。这样仅依靠教师道德自觉的方法,不具有可持续性。

  对此,郑冰建议,1.将“托管服务”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尽快出台相关政策。要进一步提高开展“托管服务”对促进社会和谐,对于保障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要进一步完善晚托班管理的制度,明确责任主体、投入机制及相关配套政策,鼓励支持学校开展“托管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