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一本叫做《弟子规》的小册子在佛教界的地位火箭般蹿升，有个别“著名”法师不仅宣称《弟子规》是做人根本，甚至赞其为学佛基础。不仅号召社会大众每个人学习，更“苦口婆心”劝诫佛教出家僧人也应该学习，甚至某著名藏地法师还为这本小册子专门著书立传，使得许多佛教修学者对《弟子规》推崇备至。但是伴随着《弟子规》的声名鹊起，佛教界质疑的声音也从未间断，反对者认为，一本诞生于清代的儿童读物，怎么成了学佛基础，难道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佛教都没有基础经典可供修学？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三藏十二部佛教经典不及一本小册子？尤其支持者提出的应“先做人，后学佛”观点，反对者质疑其将做人与学佛直接对立起来。那么《弟子规》究竟有多神奇，其作者又是何方神圣，《弟子规》又为何默默无闻上百年却在最近短短十数年风靡佛教内外？本文从弟子规的诞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以及传播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梳理，得出的结论令人深思。——凤凰佛教

追根溯源 神话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只要微博上随便一搜，就会发现无数的学校和企业在读《弟子规》，把它当作中国古代“蒙学经典”。《弟子规》诞生于清代，而做清代文献研究的黄晓丹老师，接触了大量清代的诗文集、传记和家谱，却从来没看到过哪里提到《弟子规》。她问及研究民国文献的朋友、读过大量现代学者的回忆录和传记的朋友，发现他们也都从未见过《弟子规》。那么，这个据说是“传统蒙学经典”的《弟子规》到底为什么避开了我们的视野呢？

今天，书评君就跟诸君分享黄晓丹老师在刚刚过去不久的首届“亲近母语”《儿童传统文化教育论坛》上的讲稿，让我们看看《弟子规》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又是怎么在近几年大张旗鼓地流行起来的。

《弟子规》的传播，一场惊天大骗局（图片来源：资料图）

《弟子规》在古代是贤人君子们少年时代的启蒙读物吗？

海峡两岸的研究生把《弟子规》拿来做硕士论文时，都会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作者的生平很不清楚；第二，清代和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一直到2000年，对《弟子规》的研究文献都太少。

《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山西绛州的一位秀才，因为没有中举，也没有其他学术上或者政治上的成就，所以同时代人对于他的记录很少。台湾师范大学的刘雅苓同学在她的硕士论文里比对了各家的观点，大致确定李毓秀生于顺治四年（1647）、卒于雍正七年（1729）。东北师范大学的周明杰同学在他的硕士论文里罗列了大陆馆藏的《弟子规》的十二个版本，其中最早的一个刊刻于咸丰六年（1856），而刘雅苓同学在台湾收集到了四个版本，最早的一个刊刻于同治五年（1866）。这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弟子规》在作者死后一百多年才被人们注意到；第二，《弟子规》的出版其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是近代的事。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纪年图，会发现李毓秀生活的年代和《弟子规》的出版物能在市面上找到的年代，都处于中国古代史的最尾端，所以宣传中说“古代出现了那么多贤人君子，写下那么多唐诗宋词，都是因为古人从小读《弟子规》”这是不合适的。

另外一件我觉得奇怪的事情是，不管台湾还是大陆，所有人要证明《弟子规》曾经很流行，就引用这句话“《弟子规》编成后，因其通俗易懂，易于背诵，甚为普及，清代末年有的地方官府还将其定为私塾、义学的必读教材，甚至作为‘劝善’书籍，在祠堂、茶馆、书馆中进行宣讲，使其广为流传”。

事实上这句话的源头是1974年3月，发表在《天津师院学报》上的《<弟子规>宣扬了什么》。作为批判文章，“广为流传”的说法有夸大和臆测的嫌疑，但是其中说“在祠堂、茶馆、书馆中进行宣讲”大概是有根据的。我在《四库大系系列数据库》9153种书里，检索《弟子规》，只找到两条文献。说明它真的没有很广为流传。但检出的一条文献说：“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清史稿·劳乃宣传》）。

这两条文献对照，告诉我们，《弟子规》在最初的使用环境是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人。这又解释了我的两个疑惑：第一，为什么我看过的所有清代诗人的自传都说自己是从论语、诗经、唐诗开蒙的，因为《弟子规》的适用范围是社会下层；第二，为什么《弟子规》里面对儿童的童真童趣没有一点欣赏的意味，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专门写给儿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