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高校图书馆还需要纸质书吗

原标题：数字时代，高校图书馆还需要纸质书吗

“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究竟是数字的还是纸质的？”不久前，在昆明召开的“2018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上，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已经举办过8届的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被认为是“高校图书馆领域的顶级高峰盛会”。今年，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的此次论坛，仍然吸引了全国各高校图书馆以及与图书馆相关的重点和标杆企业近千人参加。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背景下，此次论坛的焦点是：大学图书馆助力“双一流”建设的策略及实践。

对此，程焕文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一流的图书馆，就不会有一流的大学。”

图书馆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数据商的用户或用户代表

那么，在面对一边是网络化数字化盛行的时代，一边是中国出版行业每年出版50多万种的庞大出版量，高校图书馆该如何发挥文献保存的基本职能？该如何开展馆藏建设呢？

“这是一个难题。”程焕文说。

他指出，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正在进行“无形的蜕变”。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纸质资源拥有者”蜕变为“数字资源使用者”。

“许多图书馆在购买数字资源的数量和预算上，都超越了纸质资源。”他说。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袁青，在论坛上展示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看法。

据袁青对2016年图书经费前20所的“双一流”高校的馆藏结构的对比分析：有15所高校数字资源的购买经费超过了纸质资源。只有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的纸质文献经费比电子文献多。

尽管袁青认为，理工科学校需要掌握国际学术前沿信息，师生教学更依赖期刊全文数据库，但在“纸本下降，电子上升，两者该如何共存”的问题上，她也感到疑惑。

对此，程焕文也深表担忧。他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数字资源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但是，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显示，图书馆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数字资源捆绑。

“这些数字化资源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在程焕文看来，由于数据商或数字出版商才是数字资源的拥有者，使得“图书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数据商的用户或用户代表”。

这种“数字拥戴”在近年来给高校图书馆带来了诸多困扰，其中最大困扰是国内外数据商的数字信息资源垄断，造成数据库不断涨价，致使国内高校不得不联合抵制。2016年4月7日，本报就曾对“北大因中国知网涨价暂停续订，此前多所高校已停用知网”，发表过报道《多地高校图书馆预算难追数据库涨幅》。

同时，数据商的大宗销售策略还造成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同类数据库的内容重复度高达70%。图书馆为了获得30%的差异内容，不得不为70%的重复资源付费。由此也造成各高校图书馆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高校图书馆正在渐渐失去资源特色和学术魅力。

“纸张是个老不死的东西”

多年来，程焕文一直在呼吁“敬惜字纸”，并常常对人说，“纸张是个老不死的东西”。

在他看来，“没有纸本，图书馆就没有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国外访问，程焕文看到，欧美大学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增长的同时，购买纸质图书的量并没有减少。2017年，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总量达到685万册，然而，这个位居全国高校前列的数据，在欧美大学图书馆的排名中却大约是在100位左右。而且，不少国外一流大学的馆藏非常有特色，甚至配合学校的学科建设，某些方面的特色做到了极致。

事实上，国内有不少学人也认为，“图书馆特色馆藏是高校学术竞争力的‘能源’。”

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草拟过一份图书采购计划书，把经史子集四部以外的民间文献作为采购重点。顾颉刚先生曾怀揣着学校给他的10万两银票，到江浙等地购买了大量民间稗官野史，甚至还买了4万册碑文，使得中大图书馆拥有了一批珍贵的专业藏书。

2013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筹资1亿多元，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回购了931种28143册“大仓藏书”，其中中国古籍716部26260册，日本古籍187部2546册，朝鲜古籍1部2册。中国古籍中有极为罕见的《四库全书》进呈本22种，其中有4部孤本。

2005年，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建立的“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成为国内唯一专事收藏西南联大文献的图书室。这里藏有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北归时留下的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的部分典籍：中文图书约4280册、西文图书约2086册、线装书38种、报纸12种、期刊14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