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下藏“暗礁”未成年人校外培訓如何避“坑”維權？

當前，面向未成年人的各類校外教育培訓機構五花八門，質量參差不齊。記者調查發現，一些涉訴的教育培訓機構，在合同上大做“文章”，簽訂“霸王免責條款”、機構之間相互“轉包合同”甚至出現“陰陽合同”……不僅未成年人沒有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家長維權也費時費力。

家長“粗心大意”不看合同 問題機構打“擦邊球”逃避監管

今年6歲的林林（化名）此前曾在北京市豐台區某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並繳納數萬元托管費。2018年6月的某天，林林媽媽發現孩子身體有淤紅傷痕，經詢問，林林稱在幼兒園被外教老師掐了脖子、打了臉和后背，家人隨即報警。警方在調看監控與多方查証后確認，該外教不僅實施了毆打行為，而且本人不具有教學資質，事后已逃至境外。林林家人將該幼兒園訴至法院。

類似林林所在的問題機構並不是孤例。教育部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全國共摸排校外培訓機構40.1萬所，其中超過一半的機構存在問題需要整改。記者調查發現，當前各類未成年人教育培訓機構增長迅速，涉及未成年人教育培訓合同糾紛案件數量也同步增長。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數據顯示，近三年來，該院受理的涉未成年人教育培訓合同糾紛案件同比增長超過50%。

北京市一家從事小學課后補習培訓機構的負責人萬可（化名）告訴記者，正規教育培訓機構審核嚴格、經營范圍有限。但目前涉未成年人培訓機構行業有一套“潛規則”：在辦理營業執照時，在經營范圍中涵蓋技術培訓、教育咨詢等內容，進而直接招生開課。“這種做法不僅通過打‘擦邊球’逃避了監管，也向家長隱瞞了資質‘缺陷’。各培訓機構還自行制定格式合同，盡一切可能免責。”

北京豐台法院方庄法庭法官李蕊表示，盡管國家教育法對教育培訓資質有嚴格規定，但在涉訴案件中發現，大量培訓機構並未取得辦學許可証，一些“教師”也並無相關教學資質，只是由在校學生、從事過教育工作的社會人員擔任，甚至有些還冒充“名師”。

此外，學生家長法律風險意識嚴重不足，以致維權難。記者梳理近年來北京各級法院涉訴案件發現，一些培訓機構盡管同時面臨10多起訴訟糾紛，但不少家長仍然聽信宣傳交錢報名﹔有的家長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對於課程內容、已學課時等記錄相對較少，出現糾紛時舉証困難﹔還有一些家長雖簽訂了合同，但從未完整看過……

“暗礁”叢生：“霸王條款”“轉包合同”“陰陽合同”

據辦案法官介紹，近幾年大量涉訴案件表明，當前教育培訓機構簽訂的合同“暗礁”叢生。比如，合同內暗藏免責“霸王條款”、培訓機構之間相互“轉包合同”、簽訂“陰陽合同”等。

——隻進不出，簽訂“霸王條款”。記者翻看一些涉訴案件合同發現，其中不乏免責、概不退費等無理規定。比如，“所有課程將在課程有效期滿后自動截止，未結束的課程將自動作廢，並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費”“合同簽署7日后，無論是否開課，不接受任何原因提出的退費請求”“培訓期間，出現任何安全事故概不負責”等“霸王條款”。

——“轉包合同”，隨意變更協議內容。李蕊介紹，一些教育機構出於經營原因將教育培訓課程和相關學員轉包給其他機構或公司，或隨意變更上課地點、時間、老師等協議內容，造成法律糾紛。2019年初，鄭女士與某早教機構簽訂《課程銷售協議》，支付學費4000元。然而，鄭女士的孩子剛上完三節課，該早教機構就將相關培訓轉給另一家培訓機構，不再開辦鄭女士報名課程。鄭女士要求退費，但該機構負責人僅在微信轉賬700余元，余款一直拒付。

——簽訂“陰陽合同”。萬可介紹，為提升業績，許多機構工作人員口頭許諾降價、加課等優惠條件，或簽訂“保過班”等額外協議，但合約內容往往隻體現在一方合同中，成為所謂的“陰陽合同”，增加了消費者維權難度。2016年2月，王先生與某培訓中心簽訂《名校包過班入學協議》，並交納2萬余元費用。2017年7月，王先生的孩子參加某優質中學小升初自主招生考試，因分數未達標未被錄取。王先生認為，根據合同約定，培訓中心應退還所有培訓費，但該培訓中心表示，“包過班”僅是培訓班的稱謂，其已提供培訓服務，不同意退款。

未成年人校外培訓市場還需標本兼治

面對“暗礁”叢生的培訓合同，消費者怎樣避“坑”維權？受訪專家表示，整治未成年人校外培訓合同亂象還需標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