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念好乡村治理“三治经”

好一幅江南初夏图！6月初，记者来到浙江省安吉县余村采访。一路绿水潺潺、荷叶田田，一幢幢小洋楼掩映青山翠竹间，健身操队、舞蹈队、门球队等群众文体队伍活跃在村头巷尾……

“余村变成现在这样，不容易！”村支书汪玉成边走边感叹。

汪玉成为何有此一叹？上世纪90年代，余村山坡上一天到晚开矿，漫天粉尘让人不敢开窗。要环境，还是要票子？村干部不论选哪条路，都有群众站出来激烈反对——村子发展遇到了难题。

遇到这种难题的，不止余村。农村要发展，难免各种利益诉求交汇、矛盾纠纷集聚。彼时浙江的部分农村，一定程度上存在法治意识不强、化解基层矛盾途径不多等问题。

出路在哪里？近年来，浙江多地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上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善治之路，破解了一个个发展难题。

民主管村，村里的事商量着办

余村到底该走哪条路？2003年初，村两委决定“村里的事村民说了算”，数次召开村民大会后最终决定：关停矿山，抛去“石头经济”，向生态经济转轨。

决定一出，有些在外地没有参加村民大会的人不干了，气冲冲地要找时任村支书刘中华的麻烦。还有人在村里散播谣言：“村干部这么做，是为了私吞矿场留给自己”……

因为决定是村民大会集体投票做出的，谣言很快不攻自破。这也让村两委班子看到了民主管村的效果。 

老支书鲍新民深情地回忆：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冒着酷暑到余村调研，他高兴地说，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是高明之举。

近年来，余村牢记嘱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坚持“三治结合”，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生动范例。

民主管村是“余村经验”的重要一条——每逢大事，村里要先听老干部、乡贤、村民代表的意见。

6月3日，记者来到村部，正好赶上村里开会。村两委召集10个老干部代表集体讨论两个议题：村里成立物业公司和居家养老中心怎样更好提供服务。

“成立物业公司想法好。但好事要办好，得有专人管。”赵万芳快人快语。

李志荣跟着说：“我也赞成成立物业公司，能提供随叫随到的服务，还能为村集体增收。”

“居家养老中心最好能给老人供餐。”陈长法提议。

鲍新民则提醒：“食品安全怎么保证，给多大年纪以上的老人供餐，怎么定价，这些都要考虑周全”……

大家挨个发言，中间有插话、有打断、有观点碰撞。村委会主任俞小平说，各位老干部的意见与建议都被详细记录了下来，之后村两委将再开会研究，指定专人形成方案后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决议。

在余村，就这样，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村民在参与中真正成为村子的主人。

“村里的事，村民说了算”，在宁波市象山县，历经10年探索实践，村民说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想说都能说，遇事要商议，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

“近些年，农村新问题多，只要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基本上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在象山县旭拱岙村村支书葛聪敏看来，村民说事制度是个治村法宝。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村里各项工程越来越多，也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岗位。在一次村民说事会上，有村民提出：“村里做小工叫来叫去就那么几个人，是不是村干部做了手脚？”

葛聪敏听后，觉得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会后，他连夜赶到负责工程建设的村干部家里了解情况，尽管得到的答案是那几个小工是熟练工人因而得到了长期聘用，但他觉得这事不能草草解决。之后，村两委召集村民召开“民工议事大会”，讨论、征求意见后制定了“做工五项规定”，其中一项规定：有意向做小工的村民报名后按照所在小组排序，村里先后轮流安排做工。很快，“五项规定”顺利在村民说事会上得以通过。谈起这事，村民谢世良夸赞：“办得公平公正，大家都心服口服。”

“‘村民说事’有点像‘晒霉’，阳光会把霉菌晒掉！”葛聪敏感慨，“一开始，我担心‘说事’会给村两委‘添堵’，时间长了之后发现，‘说事’让老百姓明白，村干部清白，实际上是‘疏堵’的！”

眼下，在象山农村，无论大事小情，“有事，阿拉好好说”已经成为口头禅，借助“村民说事”平台，民意“零距离”，干群“面对面”，一起求出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和谐的“最大同心圆”。

依法治村，遇事找“法”成习惯

在浙江农村，“法”字随处可见。在余村，法治宣传户外大屏幕时常播放着普法节目；在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村道两旁、村中长廊等地，随处可见“酒后驾车违法纪，邪教赌博要严打”之类的法治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