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通过了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作为革命老区的渤海区阳信，也迅速开展起来，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1947年冬，化名“杨永福”的毛岸英随时任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的康生、邓子恢等，乘坐一辆美式卡车，经过几个昼夜的奔驰，于11月6日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驻地阳信县李桥村。毛岸英身份为康生的情报员和联络员。毛岸英随康生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来阳信的目的，就是要进行土改的收尾和建乡试点工作。

根据工作进展和上级指示，渤海区党委决定在李桥进行建乡试点工作，并在王架子村召开了专门会议。会议由区委赴阳信土改工作团团长段林主持，张晔代表华东局农委作工作报告，刘格平代表渤海区党委讲了话。在会后的选举中，大家提名杨永福为计票员，管戈为唱票员，孙玉山为监票员。经投票选举产生了新的乡政权。之后，毛岸英又由阳信县李家桥转移到惠民县何坊镇大商村，转移来的毛岸英就住大商村，并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

根据工作需要，毛岸英又与同来的部分同志转调到了阳信城东南的张（家）集村。到达后，毛岸英被安排在张元林大爷家的东屋里居住。土房内，里间一个土炕，外屋放着两把椅子、一张方桌。毛岸英在简陋环境中一直住到工作结束离开阳信。

毛岸英放下背包，就和同事们在村中了解情况，并在村中赋诗一首：“东头步到西头，犹似走遍五洲；马列主义在手，细水变成洪流。”

那时的毛岸英，非常的朴素。他穿着一件爸爸送给他的肥大的灰军装，军装上五个大扣子掉了两个，但他毫不理会。当时工作条件艰苦，他写字用的是铅笔，笔记本也是用五颜六色的纸合订成的。陈云曾送给他一支美国“派克”钢笔，他说：“我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用这么好的钢笔，太特殊了，还是不用吧。”就又把钢笔还给了陈云。群众和队员们对他的评价是：待人和气，憨厚朴实，处事谨慎。

毛岸英穿一双粗线白袜子，破了缝，缝了又穿，袜跟与袜头补丁摞补丁。对此，房东张大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便从集市上买了双新袜子，送给毛岸英。开始，不管张大娘说什么，毛岸英就是不收这双袜子，他说：“大娘，我们有纪律，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群众的赠予。”张大娘两眼含着泪水，真诚地说：“孩子，这是大娘送给你的一颗心呀！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最后，毛岸英硬是把两元钱塞进了张大娘的口袋，才收下了这双袜子。

毛岸英作为中央派到地方的工作人员，总是按普通一兵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不表露自己的特殊身份，也不以此接受地方上对他的照顾。他留学苏联多年，俄语说得很流利，但在工作队始终没说一句，工作、学习、生活都和队友们打成一片。每逢吃饭，他总是到勤杂人员桌上去吃。有一次十几个队员吃饭，因他给一些队员讲解问题，其他人吃饱饭，他刚吃了一半，盆中只剩菜水了，但他毫不在意。他一手拿窝头，一手端菜盆，喝着余下的菜水吃了一顿饭。事后大家赞叹道：“小杨丝毫没架子。”

在房东家，毛岸英有空就挑水、扫院子、喂猪等，从不叫苦叫累。房东张大娘待他亲如儿女，没几天就不叫他“杨同志”而喊他“孩子”了。

李桥区委书记孙玉山在与邓子恢警卫员的交谈中得知，杨永福就是毛岸英。因此，对他更加信任和尊重。在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前，俩人又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交谈中，当毛岸英问他对工作有什么看法时，孙玉山当即就运动中出现的偏离中央精神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会后，毛岸英及时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不久，就下发了要进行重新整顿的通知。

1948年春，在中央工作团将要离开阳信之际。渤海区四地委副书记张辑五向毛岸英征求意见时说：“我们相处这么久，现在要分别了，有什么意见你就直来直去地提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纪念。”在老张的再三催促下，毛岸英非常谦和而又策略地提出：“我觉得，作为领导你是个好统帅。但无论打仗也好，土改也好，指挥员也是战斗员，统帅也是士兵。”言外之意是建议他要与群众打成一片。

1948年5月，中央电令毛岸英调离阳信，回中央从事新的工作。

毛岸英的渤海区之行，使他了解了基层，了解了农村，也与阳信的干部群众，尤其是与房东张大娘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虽然是一个年轻而又普通的士兵，但他作为毛泽东的儿子，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良好品质和作风，却给阳信人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