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能否定”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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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跃升，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积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时期方向目标一致，具体工作上的不同做法，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发展条件决定的，不能互相否定。应借鉴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推动各项改革协调推进，扩大人民对改革决策的直接参与和监督，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加强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推进理论创新。

[关键词] “两个不能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出现过两种极端看法。一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认为搞社会主义是“误入歧途”，改革开放是逐步接受“普世价值”的过程，应该以西方为标准搞“彻底改革”；一种把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搞过头了”、“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两种看法尽管不同，但都是把两段历史对立起来，不利于深化改革、凝聚共识。

事实上，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个历史时期既互相联系，又有重大区别，这种区别是在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基本制度下具体做法的区别，都是为了回答如何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无论否定哪个历史时期，都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区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回顾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习近平所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观点是有具体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的。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在前一历史时期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能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来否定前一历史时期。

第一，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清朝洋务派和国民党政府时期也曾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制度落后和经济依附性强，工业化进展缓慢。1949年，我国现代经济成分不到10%，仍是典型的农业国（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初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1952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世界同期的3%。（参见《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没有前一历史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我国就不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

第二，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是良种、化肥和机械化。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业生产几乎全为手工劳作。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工业化为农业提供了机械和化肥，另一方面农村组织集体劳动，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良种繁育。全国水库库容由新中国成立前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参见董忠：《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2期。），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参见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20世纪70年代末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新中国成立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耕作条件发生历史性变化。（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0—131页。）这些基础同改革之后的惠农政策结合起来，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