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通胀、种族斗争与阶层焦虑：神话幕后的美国教育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对美国教育中“阶层固化”的讨论，席卷了中文世界。《我们的孩子》，《乡下人的悲歌》……有多少新书得到译介，对美国社会上升渠道收窄、对贫者愈贫与阶级固化的焦虑，就有几分。

　　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燃烧到了教育领域。7月初，特朗普下令废除政府关于教育中种族平权的具体指引。这一指引是奥巴马政府对种族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具体操作指示，而其法理依据，源于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社会共识与1964年的《民权法案》。从1978年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到2008年的“费雪案”，平权法案一次又一次被指责“逆向歧视”。而就在去年8月，还有消息指特朗普政府在研究打官司进攻平权法案。如今，这一议程似乎走出了第一步。

　　人们之所以关注教育平权法案的存废，是因为它关乎哪些群体能通过高等教育成为精英。平权法案规定就业就学制度中需要保证肤色和性别平等，而有人则认为这项法案制造了配额制度，从而偏袒照顾非洲裔美国人，使自己的孩子“分数高却上不了好学校”。

　　2016年大选中的另一大热门人物，民主党内的挑战者伯尼·桑德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批评教育问题：“我们曾经在世界上有最高的高校入学率。如今我们只排第12名。德国、丹麦、瑞典和很多国家都为年轻人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高等教育。他们知道为年轻人投资有多重要。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在打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们看来，美国的高等教育收费极高，让出身贫寒的学生背上了沉重的贷款债务，改善社会流动的效果有限，亟待一场激进的改革。

　　无论特朗普或桑德斯的支持者，都将受教育与未来前景划上等号。桑德斯的理念反映出中产阶级的普遍担心。反对平权法案则折射着对机会争夺之激烈。在个人成功、种族平等和阶级冲突之间，我们如此推崇的美国教育模式，似乎走到了一个尴尬的路口。

　　问题是，在美国社会中，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教育真的有用吗？

　　早在19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质疑过，高等教育的效果，可能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他通过研究写下了《文凭社会》一书，解释文凭“通货膨胀”的处境——美国大学入学率大大提高，大学里能学到的东西反而变成了套路，人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上大学，只是为了一张名校文凭，而为了上名校，人们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却发现光名校毕业都不够用，还要继续读硕士、博士——就算博士毕业，也未必找得到工作。

　　柯林斯认为，在美国社会中，长期有一种“技术主义”观念主宰着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教育带来知识，而知识带来职业能力，从而教育能把人“往高处带”。这种理论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在当代，因为经济和技术发展已经使得对体力劳动有要求的工种占比越来越小，而对技能和知识要求高的工种比例越来越大，所以教育水平必然水涨船高。

　　在今天，这种说法很成问题。如果教育水平和技能有关系，那么是否教育水平更高的雇员生产力就更高？而各种研究都证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进入一种“闲职”式的雇佣工作。怎么个闲法呢——人类学家大卫·格雷柏近来的“狗屁工作”研究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公关顾问、电话销售员、产品经理和不计其数的行政人员……人们花钱雇他们坐着，接电话，假装自己有用……”别看这些工作“狗屎”，要坐到这些位置上，人们依然要先经过多年高等教育，拿到一份学历。

　　讽刺的是，这些“狗屁工作”的技能，其实并不需要大学教育中的专业训练。而另一边，被视为社会精英的医生、律师等职业，在美国却不关大学教育的事——本科并没有这些专业，要成为医生、律师，你得考入医学院和法学院的研究生项目，再经历工作场所的大量经验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要挤破头去抢名校文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