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还需要奋斗吗？杭州拆二代的这些想法颠覆了我的认知

　　八年前，随着《北京日报》一篇《巨额拆迁款，农民该怎么花？》的报道，“拆二代”一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该文报道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京郊村民陆续获得堪称巨额的拆迁款和数套回迁房，村民的孩子也成为了拆二代。文章指出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在暴富之后，心态发生巨大变化，比富、奢侈、厌学的现象比比皆是。

　　一千三百公里外的同一年，杭州市滨江区举行了物联网产业园建设启动仪式，不久后一大批从事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开发的企业将在此落地，而数月前这里还是成片成片的农民房。

　　在“拥江发展”的战略下，同样有着大片的土地、同样有着大量的高楼大厦、同样跟主城区隔着一条江，被称为杭州“小浦东”的滨江区成立二十余年来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大量的滨江村民也因为拆迁化身国际滨的一员，有数据显示，滨江区19—25岁的户籍青年，拆迁户的比例高达57%。

　　金钱之乐还是金钱之痛？昨天，滨江区网商路的一处报告厅，可能成了有史以来滨江拆二代最集中的地方，上百名拆二代大学生在暑期齐聚于此，不是摇号买房也不是购买豪车，而是为了听一场提升职业技能的讲座。我们采访了三个98后滨江拆二代的故事，他们和滨江的发展有着相吻合的成长时间，但又都有着与他人不同的经历。

　　懂我的人懂我，不懂我的人也无所谓你怎么看我

　　如果不是15岁时离开滨江前去诸暨市独自过了三年的寄宿高中生活，苏琦（化名）可能无法撑过在英国读预科的那一年，用她自己的话说“通宵刷题到痛苦万分，但必须要考上，即便我当时回到国内，可能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出生于1998年的苏琦即将在英国约克大学读大二，学习的是工商管理，初中的时候家里开始拆迁，回忆起拆迁前后家里有什么区别，这个笑起来眼睛弯似月牙的女生摇摇头说：“拆迁会给人更多的机会，也是更大的挑战，但这是爸爸妈妈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不是孩子要考虑的事情，我以前是怎么样，拆迁后还是怎么样，并不是我家拆迁了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苏琦的父母都是生意人，从小就很尊重她自己的意见，从选大学到选专业，父母几乎从来没有干预过苏琦的选择，事实上，选择去读工商管理，也正是受了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她没有否认的是，拆迁确确实实给了自己追求理想更大的底气，2017年杭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万多元，自己在约克大学读书一年的总开销大概在50万人民币上下。“比较大的变化是自己更自信了，以前可能不善于表达，但是留学后，整个人更放松了。”

　　对于“拆二代”的标签，苏琦有些不以为然，认为“X二代”的标签本身就是为了吸引眼球，缺乏理性。在她的成长经历中，有不少因为享受了拆迁红利提高了生活的朋友，也看见过拆迁后不懂得理财去赌 博导致返贫的例子：“如果别人叫我拆二代，我也不会反驳，懂我的人懂我，不懂我的人也无所谓你怎么看我。”

　　“将来从英国毕业之后想要回杭州吗？”

　　“当然，这里是家啊！每回家一次，我都觉得滨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也希望它能慢慢来，不要变得太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