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16日单方面发布照会，宣布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苏联单方面召回专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涉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涉及两国政治路线和外交方针尤其是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苏联召回专家的根本目的是试图借用经济手段为解决政治问题施加影响，但是苏联的预期目标并没有实现。苏联在中国完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等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苏联援华军事专家撤走的情况及影响。

　　一、苏方单方面宣布撤回在华专家的缘起

　　1958年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三大事件是引发中苏同盟关系分裂和瓦解的导火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没有达到相互理解的效果。在双方观点不一致和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一方的行动只要稍微过激就可能引发另一方的反感，进而导致双方成为仇敌，这一点被赫鲁晓夫所承认：“观点分歧可能达到使人与人成为仇敌的程度。”［1］ 1960年4月，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含蓄地指出了与苏共领导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中苏两党意见分歧公开化，中共正式发表了与苏方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的声明。赫鲁晓夫在会议总结发言时突然提出苏联专家在华得不到尊重，所提的建议不被采纳，并且遭受批评等等。7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共反对苏共路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宣传自己的观点，试图孤立苏共；苏共应采取实际措施，以表示不能容忍中共领导的错误做法。7月1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召回专家的决议，并于当天将召回专家的照会转给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苏联政府在照会中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派遣了大量专家到中国工作。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考虑到中国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干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项实际任务，因此提议召回苏联专家，但是中方挽留了苏联专家。而近来中方开始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执行不友好路线，而且在工作中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使得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得不到尊重和信任。这使苏联专家感到委屈，他们被迫向苏联政府提出返回祖国的请求。［2］

　　对于苏联这一完全没有提示的照会，中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章汉夫对撤回专家的照会感到出乎意料”，［3］尽管感到意外和吃惊，但经过认真研究后，中国政府仍于7月31日向苏联递交了希望苏联改变撤回专家想法的复照：苏联政府未经同中国政府协商，突然决定召回苏联专家，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损害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对于苏联专家的工作历来评价很高，中方一直尊重苏联专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并且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苏联专家，让中国政府感到很诧异。中国政府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如果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召回全部苏联专家，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但也只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政府的意见。［4］

　　根据俄罗斯学者扎捷尔斯卡娅的观点，苏联原本的计划是“期待中国再次向他们提出援助请求，这样他们就能够以‘强势’的一方提出条件”。［3］（с.168）但是，中方的复照显然只是一种必要的外交程序，苏联不可能在收到复照后立即改变决定，即便他们期待中方再次提出援助，那也应该是在召回专家之后，重新拟定新的谈判条件以达到其强势地位。然而，中国却并没有如苏联所期待的那样，在苏联专家正式撤走之后再次提出援助请求，而是提出了“依靠自己力量”的口号，并在1960年秋谢绝了苏联重新派遣专家的“好意”。

　　显然，照会中提到的宣布撤走专家的原因是不符合事实的。撤走专家的原因是复杂的，其根本原因是两国两党之间政治路线和外交方针出现分歧，而政治路线与外交方针是服从国家利益的，在任何时候，国家利益都是摆在第一位的。正如扎捷尔斯卡娅所分析的：“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不仅仅是两个国家间意识形态分歧的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间的问题。”［3］(с.7)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复照的发出并不能立即改变苏联政府撤回专家的决定，因此在发出复照的同时，中方一方面等待苏联政府的回答，另一方面同时做好苏联专家撤走的准备工作。

　　二、苏联军事专家撤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