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对中国人的迫害还延伸到对旅居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大多数被打成“中国托派分子”.例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院1937年12月3日判处广州人Чжан-Вен-Зун（张文忠），1926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列宁格勒州“红色东方”集体农庄主席死刑并执行枪决。同年被捕并于次年被枪决的中文报《工人之路》主编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俄文名Чугунов）。就连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也未能幸免。

　　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也因为对某些左倾观点持批判态度而被称为“尾巴主义者”或者“沙俄走狗”.1937-1938年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东方研究中心工作的所有中国学者都受到政治迫害。被枪决的人中有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副教授ФуМин（傅明），被捕的有ГоШаотан（郭少堂，俄文名КрымовА。Г。）。一份调查报告证实，“在被迫害者当中有ДунИсян（董一祥）、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ЧэньЮй（陈玉）、ЮйСюсун（于秀松）、ЮСинчао（于新超）、ХуСяо（胡晓）等，其中只有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和ЧэньЮй（陈玉）得以逃脱死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民族殖民问题科学研究院留学生名单中有被宣布为日本特务的北满党支部书记МаИн（马英，又名马玉清<МаЮцин>）、研究生ЧэньВэйи（陈唯一）等。

　　《熊与龙--俄罗斯和中国在20世纪的友好与敌视、合作与竞争》注3一书作者弗拉基米尔巴图罗夫这样写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伊始，莫斯科就做出了实质上的犯罪决定。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所谓远东日本间谍活动的长篇文章，实际上发出了迫害旅苏中国人、”哈尔滨人“注4和朝鲜人的信号。而”日本间谍嫌疑“逮捕浪潮却是从远离苏中边界数百公里的内地开始的。

　　例如，2004年在《雅库特报》（《Якутия》）上曾发表列昂尼德阿法纳西耶维奇拉奇科夫（ЛеонидАфанасьевичЛачков），一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的信，信中写道：”行动定于1937年7月25日20点。参加行动的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警察部队。由苏联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卡鲁谢林（И。Каруселин）和地方警察局长科罗利克（ГА。Королик）统一领导。“

　　地图告诉我们，雅库特与哈巴罗夫斯克相距1600公里，根本不在远东，更谈不上”威胁边境安全“.

　　信中还说：科罗利克和警察摧毁了他们的土窑，没收了全部财产。”我们当时都是孩子，瞠目结舌地看着红军和警察拆毁土窑，把中国人赶出来，把东西装上马车拉走。看着红军和警察深夜里把中国人从被窝里拉出来，只穿内衣，双手被绑起来。警察却兴高采烈地喝着没收来的酒。到早晨，所有被逮捕的中国人被带到军队驻地，设岗看守，随后又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不知去向“.

　　这封信还说，许多中国人擅长蔬菜种植。有幸获得苏联国籍的中国人，其劳动手册上的职业栏都写着”菜农“.

　　呜呼，”菜农“!在遥远雅库特的中国菜农岂能当上日本间谍？！

　　中国人受迫害最多的地区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仅在赤塔被捕的中国人就有1500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568人）在审讯过程中被拷打致死。阿穆尔州被捕的中国人为1350人。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远东被关进集中营的中国人1939年是1794人，1945年857人，1950年1135人，1951年1109人，直到50年代部分幸存者才得以被提前释放和遣返中国。仅1956年3月从哈巴罗夫斯克强制劳动集中营遣送回国的中国人就有290人。1937年在远东的中国移民有24589人，很多人在1937-1938年被强行遣返新疆，到1939年仅剩5500人（《在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和苏联政治迫害》，克拉斯诺亚尔斯尔克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编着，2010年）。

　　关于被驱赶的中国人范围，在1938年6月3日叶若夫注5给柳什科夫注6的指示电中明文规定如下：”一、既无苏联护照，又无中国护照，但声称自己是中国人的人，统统遣送新疆，到中国领事馆领取中国护照；二、中国人的苏联妻子随同丈夫一道遣送新疆，她们必须声明放弃苏联国籍；三、持有苏联护照的中国男人的中国妻子，随其丈夫一道遣送哈萨克斯坦；四、中国人的妻子属于特殊移民者，可不予遣送；五、遣送新疆的指定车站是阿亚古兹车站，经瓦赫特检查站哨卡放行；六、开往哈萨克斯坦列车的指定车站由列登斯（当时内务部负责人之一）另行通知；七、首批遣送费用从现有款项中借支，专款将于近日拨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