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载风雨兼程，七十年砥砺奋进。建校70年来，中国民航大学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培育万千英才，秉承“建民航、兴民航、强民航”的办学宗旨，始终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与民航发展同向同行。

栉风沐雨　赓续红色血脉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传统，这是一道生命洋溢的洪流，具体体现为一种气质、一种性格。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组建时这个单位的使命，尤其是其首批领军人物的气质和性格决定的。他们给这个单位注入了灵魂，其影响至深至远。

1951年9月25日，中央军委民航局第二民航学校在天津成立。至此，奠定了中国民航大学的第一块基石，开启了新中国民航人才自主培养的崭新征程。毛泽东主席任命首任校长，周恩来总理选定校址，党和国家的缔造者对学校创建殷切关怀、寄予厚望。首任校长方槐将军是我党我军著名的“航空火种”、开国少将，曾经在开国大典上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一大批老红军、老八路、解放军指战员组成了学校第一批教职工队伍。随着建设发展，学校1958年更名为中国民用航空局高级航空学校，1963年重组为中国民用航空机械专科学校，1977年更名为中国民用航空专科学校。军委和空军党委从各部队尤其是空军航校中抽调了大批优秀教师支持学校，其中很多是当时航空界和空军院校的知名专家学者。

两航起义归来人员是学校建校之初的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了强大的航空报国力量，滋润着天津张贵庄机场旁边这一片红色热土。学校早期教员中的两航起义人员比比皆是，潘国定曾任副教育长，杨积曾任训练科科长，林雨水曾任训练科副科长。此后陆续调入一些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两航起义业务骨干，如秦永棠、周其焕、金焕章、余品珍、陈礼谟等。据统计，学校1959年教师总数为82人，其中两航起义人员达44人；在学校1982年评定的首批高级职称中，7名副教授中有5人为两航起义人员。

何其忱1956年调入学校担任教员，在教学的同时还先后为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等领导人执行专机飞行任务，1958年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文革”期间，何其忱被下放到老家四川广安农村劳动。平反后，他于1972年回到天津，继续担任学校教员，同时为民航总局做波音飞机相关翻校工作，编写了大量教材。

两航起义时26岁的机务工程师邓福庆，从1956年调入学校任教至2001年退休，在学校辛勤耕耘45年，曾获“全国民航优秀教师”称号等多项荣誉。早在1960年，他的科研成果就在全国工业交通技术革新展览会上获得重视和好评。即使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他仍结合劳动实际，奇迹般地发明了脱粒速度是当时标准机器3倍的脱粒机。他用毕生精力致力于科技创新，1986年3月荣获民航局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7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创造了学校科研工作的历史。

建校之初，学校办学条件十分简陋，交通很不方便，设施设备严重不足，被指定为校舍的旧营房、仓库等也荒废待修，学校周边大部分是芦苇荡和盐碱地。学校党委带领师生，以使命为发端，以忠诚为阶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平整机场、修缮校舍、美化环境的同时，还一起绘制图纸、制作教具。1959年之后，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局面。全校师生与基建部门共同努力，在当时建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新建起多栋建筑物，两年内新建房屋面积约为原有校舍的两倍。走进学校东丽校区北区，在高大粗壮的白杨树掩映下，可以看见多栋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物，诉说着当年的创业故事。

自1951年建校至1981年，学校机构完全参照空军航校的建制设置，校园生活、学习、工作实行军事化管理，教职员工一律着军装，体现出高度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鉴于民航业的重要性以及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学校历来重视思想作风建设，坚持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办学传统。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学校也非常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学员们以苦为乐、乐观向上，自发组建广播电台，在课余时间广播时事新闻、学生动态等。尽管学员的文化程度不一，但同学（战友）之间团结友爱互助，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服务社会、奉献社会是民航人一种自觉的责任与担当。1960年5月，山西大同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900余名矿工被困井下，学校派出飞机空投急救物资，圆满完成任务。1960年，山西平陆煤矿工人食物中毒，61名工人生命危急，学校派出飞机及时将药品送到，挽救了工人们的生命，这就是著名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