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社会人文意识高度凝聚后的表现，通常与社会现状以及历史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通常对文学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可以实现对历史的深度剖析。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我国的现代史正式拉开了序幕，而我国现代文学则是从1917年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下面是搜索整理的现代文学史论文8篇，供大家参考阅读。

现代文学史论文第一篇：五四文学编辑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文学编辑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导向作用,编辑主导下的文学生产不断作出适时调整。无论是激进派编辑,还是隐逸型编辑、学者型编辑,抑或是推手型编辑,他们的知识背景、文化修养、个性气质以及人际交往等,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通过编辑实践,与作家、读者形成对话和互动的审美共同体,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形态起到建构作用。

　　关键词：文学; 编辑; 五四文学; 文学期刊;

　　五四时期,编辑出版制度的创建与编辑话语模式的确立对现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当代的文学出版产生深远的影响。编辑承担着联结出版者、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功能,编辑的主体性更加彰显,对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产生规约的力量和调节的效能。一方面,新文学作家队伍的成长需要以期刊为依托,离不开文学编辑的发现、推介和培养;另一方面,读者的审美素养、阅读趣味也影响着编辑的决策,编辑依托文学社团、通过期刊引导和调节新文学创作。编辑无疑是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中最活跃的因素,直接参与了五四新文学的观念变革和价值建构。

　　五四文学编辑通常把期刊的创办和出版纳入文学社团的发展之中,导致编辑类型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同时,无论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文学编辑的决策又显示出鲜明的读者意识,使读者得以参与五四文学审美形态的建构。以编辑为主导的文学出版促成了五四文学的生成,助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元文学景观的形成。

　　一、编辑制度的创建与编辑话语模式的确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作为现代出版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编辑制度在现代报刊出版的蓬勃发展中得以形成。随着编辑独立意识的觉醒和编辑话语模式的确立,期刊编辑制度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渐趋于完善。

　　(一)编辑出版制度的构建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展开,很大程度上是在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报刊推动下实现的。五四文学革命中,《新青年》之所以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主要归功于编辑的出版实践。与晚清带有个人色彩的报刊出版模式不同,五四文学期刊的运转越来越依赖于编辑群体的力量。文学期刊开始组建编辑部,形成以编辑群体及其出版活动为中心的现代期刊编辑制度。

　　1918年1月,《新青年》自第4卷第1号开始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轮流主编,成立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为骨干的编辑部,后来又吸收鲁迅、周作人和刘半农,编辑部成员多达9人,轮流主持工作。1919年1月,《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编辑管理制度。五四运动后,刊物从思想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宣传,逐渐过渡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标志着《新青年》同人时代的结束,显示出新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端倪1。编辑制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新青年》办刊方向,使它从发动并推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综合刊物变成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政治刊物。

　　《新青年》轮流主编制以及编委会的成立,开创了现代文学期刊的编辑体制,对后来的五四同人刊物的出版产生了深远影响。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刊伊始即采用轮流主编制:徐志摩主编第1、2期,闻一多主编第3、4期,饶孟侃主编第5期;尔后与《新青年》类似,改为仅由徐志摩一人主编。但不同于《新青年》,由徐志摩一人主编后的《诗镌》并没有改变创刊初衷,始终延续原有的纯文学编辑风格,凝聚了一批热爱新诗的年轻人,对新月派阵营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轮流主编制以合编制和编委会的形式出现,体现了现代文学期刊编辑制度的民主色彩。“合编制”通常在同人中展开,即使来自不同阵营,但基本能在办刊宗旨上取同一步调。以《奔流》为例,虽然郁达夫是创造社主将,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主流转向了革命文学,他开始主张文学要关注现实。《奔流》上多发苏联及“弱小国家”的翻译作品,以及柔石、白莽、杨骚、白薇等“能较坚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生活”2的作品。关于编委会的组建,30年代茅盾主持的《文学》值得一提。从成员来看,有鲁迅、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洪深、胡愈之、傅东华、徐调孚、郑振铎、茅盾等。编委会成员既有著名编辑家,又有著名作家、文化名人,“是期刊的编辑集团军,也是它的创作阵容”3,从而接续了《新青年》编委会成员来源广泛、编创一体的传统。在编辑署名等细节问题上,在封面页编辑者下面不署主编名字,而是代之以“文学社”,体现出编委会民主办刊、集体负责的精神。

　　(二)编辑主体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