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振复的著作《中国美学文脉史》，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振复长期从事易学、中国巫文化学与美学、中国美学史论等方面研究，著述颇丰。《中国美学文脉史》一书，系由文化哲学之径研治中国美学文脉发展历程，视角独特。今日，《光明书榜》约请王振复谈论其著作，共同探寻中国美学文脉的气象与精神。

问：《中国美学文脉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以“美学的哲学品格与哲学的美学意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为基础，怎么理解这句话？

答：任何美学史著，都是作者美学观的体现。美学存在的前提是哲学，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却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离开哲学而独行其“是”。真正的哲学，作为俯瞰兼沉潜于自然与人生的世界观，是高蹈、冷峻且深沉的理性，向超理性的诗性升华。它是具备美学特征的。美学或者文化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哲学或者文化哲学意义的世界意象、人类情感与人的自由意志三者的结合，因此具有哲学的品格。

文化是物质、精神、结构、发展、语言文字、价值意义和作为主体之人的总和，具备时间与空间等多重性质。因此，这本书梳理的中国美学的“文脉”，既具有历时性，又与一定时期的文化、历史、哲学等美学思想的根因和背景紧密相联。

问：书中将中国美学文脉史分为八个文脉相系的时段。每一时段有怎样的美学建构？其划分依据是什么？

答：中国美学文脉史可划分为八个时段，而且彼此相系。

春秋战国之前，原始审美意识在以原始巫文化为主导的上古文化中孕育。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美学主要在诸子学的建构中发展。儒家的仁学以人与社会的合契为善美，道家的哲学以人与自然的合契为善美，它们都以成就民族与时代的健康人格即“做怎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为精神关怀。秦汉时期，从儒学经学化到经学谶纬化，这一时期的宇宙论的出现让中华民族的审美视野拓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美学的文脉以玄为基质、以佛为灵枢、以儒为潜因。政治哲学意义的名教自然之辨，语言哲学意义的言意之辨，本体论哲学意义的有无之辨，生命哲学意义的才性之辨等，拓展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隋唐时期，以“意境”说和佛教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实现了它的历史性转换和时代嬗变。宋明理学，具有儒道释三学综合的文脉特质。到了清代，美学思潮转而崇尚“实学”。20世纪西学东渐，各种思潮涌现，推动了现当代中国美学的构建。

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从史前天命观、春秋战国心性论、秦汉宇宙论与魏晋本体论，中国美学史，走过了一条从初始孕育、酝酿、奠基到建构的历程。从隋唐的文脉变化，宋明的三学合一，有清一代以“实学”为主题，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到高峰之后逐步走向终结。20世纪，是中国美学走向现代的开新阶段。

问：您长期从事中国巫文化学与美学研究，书中也用一定篇幅讲述了原始巫文化或为人类审美之始。请您谈一谈，美为何诞生于“巫”？

答：《说文》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在这里，“巫”“无”与“舞”三者合一——“巫”是哲学范畴内异化了的“主体”；“无形”的“无”，有待于发展为哲学本体的“无”；“舞”作为巫性仪式，尔后成为艺术审美的滥觞之一。原始巫性作为审美的人为之“根”，处于神性与人性之际，它是崇天与知天、拜神与将神、渎神与媚神的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且以前者为主导。原始巫文化，是原始审美意识发生的人文温床之一。

问：您认为，古老的中国文字是中华民族（主要指汉族）原始审美的渊薮，甲骨文中蕴藏着丰富的原始审美意识。可否举例一二？

答：试举一例。比如“井”字，甲骨文写作“（见图1）”。《说文》说“八家一井”，是指传说中夏禹时的井田制度，而不是指八个家庭合用一口水井。所谓“伯益作井”，指帮助大禹治水有功的伯益作井田，而不是指伯益掘井。在古代，八家私田围合于四周加中央一块公田，都为旧制百亩，就是《孟子》所说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井田的平面，便是《周易》八卦九宫这一文化模式，它是中国古代理想的棋盘格城市布局的文化和哲学原型，且美在其中。我们在唐代长安城布局里，可以看到这种美学理念。

问：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思想蔚为大观。您认为，与儒家学说相比，道家哲学可能更直接、潜在而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展路向。如何理解这个判断？老庄的哲学，具有怎样的美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