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美学处于困境之中，也许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这个困境显然不能仅用外部环境的变化就可解释。现代中国美学的困境，除了外部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它自身内部，自身的种种不足造成了它今天的困境。对此，美学研究者近年来都有所反省和论述。

首先是“美学”的定义问题。“美学”一词最早是外国人对aesthetics的汉译而被国人接受，2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无“美学”一词，正如它本无“哲学”一词一样，这样，如何理解“美学”和定义“美学”首先就是一个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把它理解为“研究美的学科”。然而，且不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说有哪一个美的定义得到了举世公认”，3便是aesthetics译为“美学”是否合适，也还可以讨论。4对于西方美学家来说，aesthetics“是指美的哲学”5，而在中国，人们往往把它的哲学属性给忘了，使得美学“妾身未明”，因而有所谓的“学科定位”问题。6另一方面，由于对美学的哲学属性没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结果美学往往被混同为艺术学或文艺学。

其次，由于“美学”是对西文aesthetics一词的译名，中国本无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要在中国建立美学这门学科，是否意味着把美学视为如数学那样的普遍的学科，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完全可以照搬?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美学的这个困境类似现代中国哲学的困境。第一代中国现代哲学家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在西方学习过的人多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区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哲学就是普遍哲学。虽然极少有人公开这么说，实际上却是以此态度来对待和建立中国哲学。冯友兰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中国哲学史》时，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基本内容来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似乎没有中国哲学的问题，只有哲学在中国。这种态度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汉话胡说，用西方的哲学话语来解说中国传统哲学，结果是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以致于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第一代现代中国美学家(主要活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关于美学的言论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美学传统思想来理解美学的，很少有人提出是否还有中国美学的问题。在涉及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时，一般是拿西方美学的概念和命题来套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不仅如此，有些人还根据西方美学的标准和要求来批评中国缺乏审美的传统，如王国维。7实际上，现代中国美学比现代中国哲学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更严重，美学研究基本上是西方美学研究;而一旦涉及中国传统，则如同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一样，以西释中是一个流行的做法。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现代中国美学的根本问题“就是用西方的思维和观念来看中国的美学，因而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出现了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结果”。8

由于完全按照我们理解的西方美学的模式来建立现代中国美学，除了无法恰当理解和阐发中国美学传统外，必然还会产生中国美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只是研究西方美学或介绍西方美学，那么就没有中国美学自身存在的问题，而只有西方美学的汉语写作问题。如果中国美学研究的是中国美学，那么不但要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有一个以中释中的论述和解释，而且还要能对美学的功能、美的概念、审美经验、审美对象等等这些基本的美学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要承认中国美学的合法存在，必须坚持美学是复数。美学如果是单数，就像数学那样的话，那么势必得出西方美学就是普遍的美学，因为不管怎么说，是西方的 aesthetics使我们对自己的审美经验以及相关的一切有了规定性自觉。不把它看作是一个研究方向家族相似的共名，而把它看作是一个学科的专名，西方美学势必至少成为这个学科的典范，因为此专名起源于它。那样的话，中国美学就不必存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存在的最多是用汉语写的西方美学。如果美学是复数，即不但有西方美学，也有中国美学、伊斯兰美学、日本美学和印度美学的话，那么，建立中国人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就是不可避免之事。然而，就西方美学话语在中国美学的压倒性影响，使得这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不仅我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检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美学史，即使有原创性的著作也不多。9这是由于我们片面依仗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排斥自己特有的审美经验，不能很好吸收传统美学的资源，推陈出新，将它们作为现代中国美学理论的基石。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有美学，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著作也不在少数，但多数仍不是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为西方美学的注脚，就是按照西方美学的概念和话语去阐释中国美学思想。结果，我们始终无法揭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独特意义和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