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变局之下，危机丛生。全球治理挣扎在维护开放性多边主义和全球秩序的民主化与搞排他性多边主义和自我中心的霸权主义的反全球化两大力量博弈之中。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的解体导致了国际秩序的区域化和碎片化。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危机；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蔓延，各国民粹主义加速崛起；新冠疫情给内外秩序构成巨大冲击，使变局加速演进，风险挑战愈发严峻。在地缘政治成为主导力量的时候，国际规则的重新制定和国际秩序重塑的难度在急剧加大。

　　站在国际政治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向何处去？我们要怎么走？新春之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推出《IIA报告特辑》，将分为国际篇和国内篇，梳理2023国际局势，并针对日前社会关切、海内外关注的热点作出回应。为此，IIA学术编辑组专访郑永年教授，本文根据该专访内容整理和扩充而成。世界很大，总有一些力量可以弥合裂痕。历史进程浩浩荡荡，面对挑战，我们要笃定信心、稳中求进，不断开拓新局面、展现新气象，共同努力迈向未来的征途。

　　美国内政危机产生外部性

　　论及国际政治风险，美国内政问题是要摆在首要位置的。很多年来，美国的研究机构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视为对世界的最大的“威胁者”，但实际上，经验地看，美国内政危机问题所可能产生的外溢风险才是对世界的最大威胁。

　　正如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所预测的，美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智库等也都基本认为，以美国主导的西方整体经济衰退是2023年的大概率事件。当前美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政治分化问题，从特朗普的前后两次参加总统竞选，再到最近众议院艰难的议长选举，美国两党政治分化越来越严重，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党争政治体现得淋漓尽致。两党政治的分化既是美国社会高度分化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剧社会的分化，党争和民粹主义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说，美国政治已经呈现出“拉美化”趋向，而“拉美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两极分化，就像巴西政坛那样在极左和极右之间循环。

　　美国内部分化是美国内部的事情，但作为头号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美国内部分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对世界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经济衰退加上地缘政治冲突和变迁，往往会引发局部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一战如此，二战亦然。在一些方面，当前美国已经把内部矛盾转移到国际层面了，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转移。比如美联储的加息，每一次加息都是对世界经济的一次大冲击。这种冲击不仅对中国、欧洲诸强国造成冲击，对于小国的冲击更是致命。那么，军事层面的转移会不会发生？这更令人担忧，各国不可不防。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尽管美国的经济衰退、政治分化在发生，美国也深度卷入区域性或国际性冲突，但这些不代表美国的发展已经停滞，或者美国已经全面衰落。对美国来说，现在的局面也是“危”中有“机”。美国同样面临机遇问题。就美国自身发展而言，尽管美国的整体经济正在衰退，但是美国的产业在继续转型，技术革新在加快。历史地看，美国每经历一次危机，比如经历一战、二战、越战和美苏冷战后，其技术水平再升一个等级。必须认识到，危机对国家而言并不只有“危”，而且也有“机”。我们不能看到美国内政的问题就轻视美国，认为美国不行了。实际上，美国一方面在制造危机的同时也是给自己制造机遇。

　　比如俄乌冲突对美国有利的一面就是加速了欧洲的北约化，加强了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又如为人诟病的美元霸权，对世界而言是一件坏事，美国变得极端自私，在国际上滥用美元制裁工具，滥发美元，但对美国本身而言，没有受到重大冲击。如果认为美国滥用美元或者滥发美元，美元就此衰落了，不免显得过于天真。

　　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制造业衰落也是客观事实，但最近美国的产业和资本也出现了回流，说明其实体经济也出现了回流，即“再工业化”。美国最近以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方法把台积电拉到本土、不惜牺牲其他经济体的利益结成针对中国的芯片同盟（Chip 4），这就说明美国不会因为内政矛盾而失去为国争利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