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不能被视为罪人

今年5月24日获纽约州纳苏郡(Nassau)刑事法院法官裁定，检方未能证明警方搜车是经过被告同意，批准“排除证据”，枪支与毒品等证据将无法呈堂。若检方无法在当地时间6月4日上诉成功，周立波非法持枪、持毒等罪名将可能被撤。

法官史都灵(Howard Sturim)表示，执法警察利特瑞罗(Anthony Litterello)于当地时间2017年1月18日晚间，在蝗虫谷高中(Locust Valley High School)附近巡逻时，见到驾驶黑色轿车的周立波手持电子用品，离眼睛约12寸(约40厘米)。警方尾随观察，发现该车在限速40英里(约64千米)的道路上，以30至50英里的速度行驶(约48至80千米)，随即在贝威尔(Bayville)路亮灯，要求黑色轿车靠边停下。

史都灵接着指出，警察看到车后座上有枪套，遂询问坐在副驾驶座的唐爽是否可以搜车与搜身。由于周立波听不懂英文，由唐爽点头同意。警方没有搜出任何可疑物后，又要求搜查背包，此时再度由唐爽翻译与点头同意，最终搜出一把手枪、吸食毒品器具与疑似古柯碱的结晶。

史都灵指出，警方看到车内有枪套，有充足理由搜车，但检方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被告是自愿同意搜索，因此批准辩方动议，排除搜车取得的证据。

6月4日，法官最终宣布，撤销周立波的非法持枪、持毒等四项罪名，仅保留第五项控罪，即开车时使用手机，并对其处以罚金及缴纳其它相关费用共计238美元。

也就是说本案辩方通过对警方执法程序的质疑，实现了对主要证据非法的认定和排除。在案件还没有进入实质审理的阶段，周立波就被撤销了指控。毒品和枪支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不再影响本案的结果。

这一结果引起了国内热议。很多人点赞，并不是因为支持周立波，而是点赞美国法庭对于程序优先的坚持，对于警察执法程序的锱铢必较，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干脆。毕竟这套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严格限制代表公权力的警察权。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合理性的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的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程序成了以固定的和不可逾越的游戏规则为限的、特殊类型的和平竞争”。

程序正义的存在，并不依附于实体正义，它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程序优先，优先于实体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被公众认可的司法权威，得出的实体正义的结果也才能被整个社会所公认、所接受。

但是这次有不同的声音，有人提出，在美国，程序上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也有疑问，是不是有钱人通过金钱获得更高水平法律服务后，更能获得程序正义的眷顾。周立波不是换到第三任律师斯卡林(Stephen Scaring)，才获得满意的结果？换作别人行吗？美国的司法是不是同样不能避免看人下菜碟的问题？

不过这些讨论，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本案的法律结果，就是周立波是无罪之人。

律师可以利用程序漏洞改变法庭对被告的评价，但是律师无法改变公众对被告的评价，辛普森案就是如此。说到底，公众对实体正义是真爱，对客观真相很执着。

作为著名演员、公众人物，周立波自然深知这一点。法庭对枪支和毒品不再过问，但是国内公众和舆论却不会放过，你必须给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大概也就是周立波夫妇接受《局面》和《贵圈》长篇采访，耐心给出解释的原因。战场从法庭转进媒体和网络。

无论是法庭提供的法律真实还是新闻报道提供的新闻真实，都是接近客观真实的方式。已经发生的事实注定无法百分之百的还原，除非有时光机。法律真实和新闻真实都是有极限的。

孤证不立是逻辑常识，若只有一条证据支持某个结论，这个结论不可接受。新闻报道并不完全排斥信源单一，但前提是这个“唯一”的消息来源必须是核心信源，具有高采信度以及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