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抬头看了看老师办公室的表，距离放学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老师，我改。”听到罗永浩的妥协，这位老师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但下一秒，她立马愤怒地抓起办公室的扫把，劈里啪啦地打在罗永浩的身上。

原来在一篇名为《我漫步在金色的校园》的作文里，当其他学生都写“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时，唯独较真的罗永浩写的是“校园里没有风，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而改过之后的版本也没好到哪里去——“说来也怪，尽管校园里没有风，但是五星红旗仍然飘扬在校园上空”。

很多年后，当罗永浩开始在全国开展《我的奋斗》巡回演讲时，隔着“小有成就”的滤镜往回看，这段在当时充满委屈、愤怒甚至是泪水的回忆，变成了当事人标榜个性的佐证，台下粉丝报之以大笑。

图：年轻时的罗永浩

但没法戏谑的事实是，罗永浩后来真的在学校待不下去了。在那所靠家里走关系才挤进去的高中里，他始终格格不入。1989年，17岁的罗永浩从延边第二中学退学了，也因此无缘高考。

那年7月，全国有266万人走进了高考考场，大多数人自此迎来人生拐点。

丁磊以超过重点线1分的成绩，被电子科技大学录取了。这位宁波考生曾经在15岁就组装了自己的第一台六管收音机，他想过学计算机，但遭到了父母反对——在他们看来，坐在计算机前就像照X光，辐射对身体有害，因此他们告诉丁磊“什么专业都可以选，计算机不要选”。

图：丁磊的母校

跟多数第一次参加高考的人一样，少年丁磊选择学校和专业时，并没有太多自己的主见。

跑到天府之国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只有30人，学校气氛也如成都这座城市一般安逸。他开始泡图书馆，当初招生简章里“该校拥有数万册电子专业类藏书”是最吸引他的表述之一。辅导员陈兴后来评价丁磊：“他比别人早一步得到最新的世界科技动态，有关互联网的信息也是从那里得来的。”

当丁磊逐渐熟悉了学校图书馆的气息时，罗永浩把自己关在了自家书房。

他一度想成为诗人，但没写出什么大作。得益于家境还不错，他过了一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日子。他可以畅快地读《鲁迅全集》，而不用绞尽脑汁去回答某个节选的第二段有什么意义。

但这种自由不羁和特立独行的快感没多久就消失了，这位务实的少年意识到，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获得尊严的前提，是得有点钱。同样的感慨多年之后还会降临到锤子公司CEO罗永浩头上：玩情怀的前提，是得有点钱。

走出书房的罗永浩去挣钱了。

他此前毫不在意的学历此时成了绊脚石。他找不到什么正经活计，只能去工地筛沙子，路边卖羊肉串，摆旧书摊等等。而更加摆不上台面的卖壮阳药、教传销课也一度成为他的收入来源。

当罗永浩忙着在“社会大学”闯荡学习时，广东的黄章也拥有了类似的命运轨迹。1992年，16岁的黄章被学校开除，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因为太皮。他倒也乐得轻松，跑回家开始鼓捣电子产品，直到有一天，父亲看不过这样的“不学无术”，把他轰出家门去打工。

他选择了深圳。总设计师在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后，深圳成为无数年轻人向往之地。不过，对于瘦小又没有学历的黄章来说，深圳的故事，也只能从厨子、木匠这样的工种开始写起。

在“社会大学”晃荡了快十年，罗永浩发现，当年躲过的高考之苦，以更复杂的模样还了回来。

他尝试过很多经济活动，它们共同形成的结果就是：罗永浩没什么存款。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花花公子没有钱”。

1999年，罗永浩27岁。在延边和龙这座小城里，他的同龄人大多已经成家立业，结婚早的已经开始操心孩子上学之类的事情。于是，每年过年回家成为罗永浩需要面对的一道劫——亲戚们打量他的异样眼神越来越明显。

想赚钱的罗永浩想必也是有压力的。毕竟，哥哥姐姐已经有能力为父母买些礼物了。而更直接的动力来自他看过的一本预言书，其中提到1999年7月会是世界末日。

他不想在生命的终点留下太多遗憾。减肥成为清单里的第一项，除了严格饮食，他每天花1个小时跑10公里，最后减掉了48斤。

世界末日最终没有来，新世纪和30岁却越来越近。平庸让他越发坐立难安。他决定拿出减肥的毅力去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