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帆 深圳报道

　　导读

　　从历史上看，多数科技创新中心是从制造业中心发展而来。离开了制造业的支撑，会导致创新的空心化。基于这样的判断，在深圳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让制造业过度流失。

　　在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范围内，深圳已发展成为一座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大都市，人均GDP也已达到了2.7万美元。但与国际大都市类比来看，深圳却似乎仍未走出“工业时代”。

　　2017年，深圳的二产比重逆势回升，达到41.3%。关于“深圳是否仍然需要如此高比例的第二产业”的讨论也随之出现。

　　当前的产业结构，是否足以支撑深圳的经济发展迈向更高的台阶？深圳的服务业潜力，又该如何释放？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专访了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

　　袁易明长期致力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研究，曾领衔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经济特区转型发展的制度》等研究。他主张，深圳的二产比例不宜降得太多：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强大的制造业，制造业在深圳长远的发展，以及在建成创新之都的过程中都将起到支撑作用，因此有必要获得合理的资源配置。

　　“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都市相比，深圳有独特之处，不可简单照搬它们的产业结构。”袁易明说。

　　离开制造业支撑会导致创新的空心化

　　《21世纪》：2017年深圳的二产比例重回40%以上，这引发了一些争论——作为大都市的深圳是否还需要如此高比重的制造业？对此你怎么看？

　　袁易明：关于深圳制造业比重而产生争论，这并不是第一次。二十多年前就有观点说深圳的制造业比例为什么这么高，参照北上广，是不是要多发展服务业？那时候二产的比重大概是67%左右，当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是否能支撑深圳走得很远？

　　第二次争论是大概15年前，那时候开始出现制造企业迁出深圳的现象，我在市里讨论的时候提出，要谨防制造业外迁影响城市的发展，因为吸附人口的载体会减弱，当时制造业的比例大概是57%。

　　最近一次争论是在近两年，制造业的比例一度下滑得比较快，比重已经低于服务业，虽然从数字上看2017年有所回升。

　　与前两次争论背景不同的是，深圳的发展迈向了一个新台阶，人均GDP达到了2.7万美元，同时生产成本在快速增长。中高收入时期对于制造业的去留是城市的共性困惑，深圳同样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如果我们现在不忧虑制造业，那么它可能面临着被挤压后迅速衰退的局面，整个产业要素的集聚，包括人口、资金等都会转向第三产业。

　　《21世纪》：为什么不能把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视作客观经济规律，而要在当前阶段如此强调制造业对深圳的重要性？

　　袁易明：从历史上看，多数科技创新中心是从制造业中心发展而来。离开了制造业的支撑，会导致创新的空心化。基于这样的判断，在深圳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让制造业过度流失，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二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非制造的其他产业，容易形成短期诱惑，吸引相当一部分人的眼球。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深圳的产业政策尤其偏向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金融、物流等，但现在更需要有一个均衡的导向，有必要从资源上对制造业进行合理布局，比如划定工业用地红线，我认为这样一些约束性的要求是必要的，我把这叫做产业结构的再平衡战略。

　　《21世纪》：说到工业用地红线，深圳在2016年提出确保中长期内全市工业用地总规模不低于270平方公里，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不低于30%。有观点认为划定工业用地红线的方法不够市场化，你怎么看？

　　袁易明：这确实不算是一种市场行为。以前其实也有指导性的意见，比如在规划上做空间引导，划红线是更强制的办法。

　　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过高的杠杆率导致了房地产需求的集中释放，深圳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得非常快，这形成了对制造业及其用地空间的天然挤压。

　　政府的作用在于，在发现市场缺陷的时候，运用宏观手段去调节，这种方式是被允许的，只是在微观配置资源的时候，政府不要去干预，譬如在工业用地红线之内，谁能拿地谁不能拿，由市场去决定。

　　另外要注意的是，政府划定的是工业用地红线，这里面包括研发、生产、制造以及其它配套，具体怎么配置，这同样由企业决定。

　　当然，希望一段时间以后，不再需要这种红线，这意味着深圳的制造业真正走向了高附加值的阶段，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吸引投资者。

　　深圳必须要考虑差异化定位

　　《21世纪》：以一种类比的思维，很多人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大都市都不会保有如此高的制造业比例，深圳是否正在走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

　　袁易明：确实，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像伦敦、纽约、东京等，第三产业的比重都非常高。但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看待深圳与这些城市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