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什么是好的宏观调控？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任泽平 马家进  罗志恒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从中长期看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改革的方法论上应将顶层设计和“渐进式+增量+试点”的方法论相结合。

　　导读

　　2018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加快下行，中央强调“逆周期调节”。未来宏观政策既要防止对冲不及时、力度不够，也要防止力度过大、重走老路。政府应如何处理好短期的逆周期需求管理与长期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核心观点

　　宏观调控通常是指政府的逆周期需求管理，政府通过抑制或刺激总需求以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冷，旨在熨平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宏观调控着眼于短期稳定，熨平短期经济波动，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等使实际产出趋近潜在产出；结构性改革着眼于长期增长，拉抬长期增长中枢，通过各项制度变革提高潜在产出能力。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金融稳定等。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行政干预（房地产、汇市）等。

　　宏观调控实践中存在政策时滞、政策冲击、政策目标冲突和政策传导不畅等问题，导致最终效果偏离初始目标。1）政策时滞包括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生效时滞，政策出台不及时导致风险累积，政策出台实施时形势发生相反变化导致危机加重，2008年宏观政策从“防经济过热防通胀”不得不快速转向“防过快下滑”。2）政策冲击，政策力度过大或失误如2015年证监会严格清理场外配资和2016年初“熔断机制”，引发“股灾”；监管竞赛导致政策叠加；缺乏与市场沟通引发预期混乱，例如央行实施结构性降准以回收MLF，调节流动性结构，中性的政策操作可能被市场解读为货币宽松，引发资产价格异动和汇率贬值。3）政策目标冲突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例如美国滞胀时期调控通胀与失业率发生冲突；固定汇率制度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可能无法通过需求管理同时实现的“米德冲突”。4）政策传导不畅将严重影响政策效果。典型如宽货币到宽信用传导依赖商业银行风险偏好。

　　中国的宏观调控为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保驾护航，但也暴露出“放乱收死”循环等诸多问题。“放乱收死”循环加剧了微观主体的道德风险，加大经济波动，提高政策调控难度。历次房地产调控导致市场形成“房价永远涨”的坚定信仰，迫使调控升级而误伤刚需。政策制定方面，多重政策目标与外部干预严重制约职能部门有效开展工作；不同部门之间职权不清导致多头监管或监管真空；监管竞争容易引发政策效应叠加；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过于依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运用不足；政策透明度不够，缺乏有效的市场沟通。政策执行方面，运动式、一刀切、选择性执法，政策执行层层加码、走样变形，从一种形式主义到另一种形式主义；中国存在诸多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八轮宏观调控。其中，199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从总量性的需求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方面解决问题：1）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财政赤字，1998-2003年共增发8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调节税率、减轻税负、鼓励投资，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关税税率、清理整顿收费。2）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连续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限额控制等。3）启动消费需求：设立五一和十一黄金周、高校扩招、住房商品化改革等。4）国企改革：国企三年脱困，抓大放小，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搞活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5）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补充资本金，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6）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化。1998年宏观调控与深入改革同步并举，经济稳步复苏、走出通缩泥潭，还为此后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减少制度阻碍。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快速制定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4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明确取消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推出“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经济摆脱衰退和通缩，但却加剧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2010年通胀高企，GDP增速自此一路下滑，并且出现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杠杆高企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