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我可以接受孩子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

“我们的人生被切割为两段：先用十几年学习通过考试，然后从头开始学习应对人生。”

郝景芳 | 文

女儿已经四岁了，作为一个妈妈，我也和其他父母一样，要考虑孩子未来的选择方向。弥漫在网络和周围父母群体里的是小学开始的各种压力和择校困扰，这份焦虑即使不去主动找，也会从各种渠道渗透过来。

第一重要面临的选择，是“体制内”或“体制外”的考量。所谓“体制内”，就是以高考为出口的学校，以公立为主，“体制外”是各类创新学校和出国导向的私立学校。

以高考为导向的学校，仍然有很大应试压力，做题和考试依然是生活主流；以出国为导向的学校，内容趣味多元化，但是学费高昂，报名也时常有国籍限制；很多创新学校理念先进，以人为本，但是与主流升学体系不太融合。

身为父母，该如何替孩子选择？选择一种路径之后，又该如何推动孩子？

从我个人而言，我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教育获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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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两种职能

实际上，应试教育系统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从我上学那会儿开始，就提倡素质教育，这些年，以人为本的各种创新教育倡议更是层出不穷。教育改革喊了一年又一年，到现在也得有二十多年了。

教育部门多年来也推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包括禁止低龄择校、减负、降低考试难度、增加自主招生、推行走班制度等等。但为什么教育面临的问题还是几十年如一日？

我们之所以看到教育改革主张和落地实践之间巨大的错差，是因为我们经常混淆教育的两种职能。

所有的新式教育主张，第一目标都是培养。是从人的理想出发，谈论我们期望孩子获得怎样的能力、怎样的人格；

然而现实中的教育系统，负担的第一功能往往并不是培养，而是选拔。选拔实际上并不涉及教育理想，而是一种资源分配。为了杜绝徇私舞弊，最好是清清楚楚的数字标准；而为了获得数字标准，最好是有标准答案的题目。

我第一次理解这个事情，是在大学三年级，当时我骑车到北大，旁听哲学系的《理想国》，老师在课上说到高考，说“高考没什么不合理的，高考就是测智商，考语数外就是测一个人基本的表达能力和逻辑能力，按智力选拔，非常合理”。

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很有可能这就是基本面：升学系统不在乎培养什么，只在乎怎么选拔出资优个体；因此无论怎样呼吁教育对人综合素质的重视，这个系统都不可能发生彻底改变。

事实也确实如此。无论怎样变革入学和分班制度，谈“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的口号，都无法改变应试导向和题海风貌。即使表面改了，也不改实质。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的禁令，都改不了中小学仍然掐尖培养的现实。

以“培养”为目标的教育，期望让每个孩子获得适合自己的心灵成长；以“选拔”为目标的教育，期望用可操作的手段，挑出排名最靠前的孩子。这两个目标根本是不同的，这是教育改革难以推行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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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稀缺，选拔机制突出

实际上，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也肩负着强烈的选拔目标。想要进入常春藤，考试成绩的重要性不亚于高考；另有一些国家的教育更平等、更宽松、不掐尖，选拔考试的激烈程度要小很多，教育创新也理想主义得多，例如芬兰，那是怎么做到的？

芬兰每年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87.0%（世行的教育统计数据），整体高等教育水平较为平均，职业教育也质量较高。芬兰中小学教育也以均等为特色，不同学校的孩子进入不同高校，不会面临出路的天壤之别。因此选拔机制不突出，有更多空间培养自由发展。

而中国呢？全国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人口只有12%，本科以上学历更是稀缺。此外中国的大学质量严重不均，教育经费大量投向头部高校，为了推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马太效应更强，高校资源和质量差距非常大。因此，所有孩子都在争抢极少量进入优质高校的名额机会，选拔机制异常强烈。

这就是教育系统的现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使得中小学学习呈现争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公立教育体系整体变得自由、多元、培养心灵，就是很难很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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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十几年学习通过考试

然后从头开始学习应对人生

选拔系统的成功之道，在于精确符合设定的标准。而真实世界的成功之道，则在于在没有正确答案的世界里，自己找出要走的路。

如果说选拔的世界是标准跑道，看谁先冲过终点，那么真实世界就是荒原和荆棘丛，看谁能在乱石中摸索出自己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