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的新闻工作发展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新闻工作改进与新闻业务体系建设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对此我党对新中国的新闻工作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与研究。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改进报纸工作、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明确指出，改进报纸工作，主要集中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后，中共中央、新闻总署又先后颁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反复强调上述问题，一场围绕新闻工作发展未来的大探索就此展开。

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场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讨论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新闻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时期，报纸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旗帜鲜明、斗争坚决。在1951年底至1952年底“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各报集中揭发和批评一批重大典型事件，许多报纸还开设《人人检举贪污浪费》《人人都来检举贪污行贿》等专栏，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在掀起的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反违法乱纪活动的“新三反”运动中，各报还将报刊批评与当时的整党整风运动的宣传结合起来，报道了许多有关典型案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重视自我教育，开展问题讨论，是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的另一个特点。在批评干部和群众中的错误思想方面，许多报刊经常采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通过问题讨论，批评和克服一些错误认识。1951年7月，《新湖南报》刊登了一封长沙县的读者来信，说他们乡里有个干部叫李四喜（化名），土地改革完成后，他认为革命成功了，不愿意继续干工作了。对于这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该报编辑部组织了一次题为《分了田不干革命对不对？》的大讨论，持续五个多月，先后发表了150多篇报道、调查或文章，使广大干部认识到松劲退坡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同时认为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办法在于“加强思想教育，解决实际困难，把乡村干部提高一步”。9月，中共中央通报推广《新湖南报》的经验，认为在党报上开展思想讨论，是加强思想领导，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于是，这类讨论在各省报上普遍展开，其中以《江西日报》《河南日报》《山西日报》的讨论最为活跃。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批评言辞过于偏激，报道内容失实，甚至出现忽视党性原则的错误倾向。1954年7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提出了报纸批评的三项标准：一是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展开，二是批评必须正确，三是批评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此后，报纸批评工作进入了有序轨道，报纸批评报道与评论的质量大为提高。

二、学习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一条曲折的前进之路

以俄为师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则，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学习前苏联的又一次高潮。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为新中国各方面都提供了建设性经验，因此学习前苏联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成为建国初期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

早期，我党组织翻译了大批论述前苏联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出版了相关的书籍和刊物。1950年1月4日创办的《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副刊，是介绍和学习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重要园地。人民出版社还翻译出《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等书供我国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系学生学习。1954年，我国出现了访苏学习高潮，我国大量新闻工作者开始与前苏联新闻界对口学习，进行工作经验交流。这一年一月，邓拓率《人民日报》等报纸代表团访问真理报社，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访苏收获的文章，后汇编为《学习<真理报>的经验》一书出版。同年10月，前苏联报刊代表团访华，多次在北京等地举行专题报告或座谈会，介绍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

这段学习前苏联新闻工作的热潮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后果。通过学习前苏联经验，我国新闻界系统学习到列宁、斯大林等时期的办报思想与前苏联新闻工作的传统，加深了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构筑了建设我国新闻事业新体系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其次全面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的业务经验使得我国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普遍得到很大的提高。在学习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过程中，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对前苏联经验盲目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错误，束缚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并且阻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比如在学习《真理报》的过程中，模仿对方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即使出现错误也不发表更正；学习清一色的单行体的做法，废除传统的多行体。国际新闻报道也出现严重的片面性，导致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用不乐观、不客观、不全面的方法进行报道。

三、抗美援朝战争报道—一次重要的新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