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70年：大学生角色的演变

摘 要：高等教育外部环境与内在结构的历史演变形塑了不同时期大学生的角色定位与身份认同。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到大众的跨越式发展，大学生总体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其角色内涵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紧扣改革开放前后两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培养目标与管理制度上的变革发展，探究不同时期大学生角色的内在差异及其演变。

关键词：大学生角色；高等教育大众化；专门人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到大众的跨越式发展，大学生总体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其角色内涵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界，70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可大致划分为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与改革开放后40年两大阶段。前30年的变革伴随新中国的成长与探索，围绕对“苏联模式”的模仿、中断、恢复与调整进行，以国家为中心，以培养专家为己任，直指明确的就业岗位。后40年的高等教育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引入竞争机制，尊重个性选择，逐渐由发展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型。高等教育外部环境与内在结构的历史演变形塑了不同时期大学生的角色定位与身份认同。本文紧扣改革开放前后两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培养目标与管理制度上的变革发展，探究不同时期大学生角色的内在差异及其演变。

量变：从“精英”到“大众”

美国高等教育学者马丁·特罗通过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等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与适龄青年的比例（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标准，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精英化（Elite）、大众化（Mass）、普及化（Universal）三阶段，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1]。1949年，我国仅有205所普通高等学校[2]，在学人数11.7万人，毛入学率仅0.26%。2019年，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拥有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8.1%，[3]即将迈入普及化（Universal）发展阶段。

今天的高等教育已不再是面向少数精英的稀缺资源，而是大多数适龄受教育者可以享有的机会和权利。“大学生”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凤毛麟角的特殊群体，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受教育者的普通身份标识。2018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790.99万人，招生规模首次超过本年度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总和（779万人），这意味着按照最理想的计算标准，高中升学率已经可达100%[4]。考虑实际的升学情况（含一定比例的复读、放弃升学和非适龄人口），2018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975万，以普通本专科招生790.99万人计，实际录取率高达81.13%。河北、江苏等地更是连续三年突破90%，[5]这一数值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仅为4.79%。成为大学生的道路不再有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艰险。

大学生作为专门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批判旧中国华而不实的“造就通才”理念，着力培养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专门人才”。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要“培养通晓基本理论并能实际运用的专门人才”。此后近7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虽经历了一系列文件的调整修订、中断恢复、补充解释，但“培养专才”的理念始终如一。199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正式在国家法律的效力层面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确立为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沿用至今[6]。这种以专业教育为主体内容、以培养专才为主要目标的高等教育模式，区别于秉承“博雅教育”理念的美国文理学院传统，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尊重知识的内在结构，遵循学科分化的内在逻辑，有成体系的知识系统和配套的教学方案；二是强调某一领域范围内知识的专精和技能的熟练，指向专门的行业领域和针对性的职业岗位；三是具有极强的计划性和分类传统，便于标准化的统一管理和集中调配。[7]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虽秉承一贯的“培养专才”理念，但“高级专门人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却不尽相同。

1.1949年—1984年：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规格与干部身份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年，我国高等教育遵循统一计划、集中管理的模式，高等学校承担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高端部分”。大学生作为高级专门人才，内在需要具有高层级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与技术能力，向外则彰显为更具有精英色彩的“干部”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