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林：关于钱稻孙的稀见影像及其他

前段时间，“文汇学人”刊登过一篇题为《一张屡被误作钱稻孙像的照片》的短文（2019年4月12日），旨在澄清网络和报刊上普遍将钱稻孙女婿刘节的照片认作钱稻孙之误。在文末，该文作者说：“钱稻孙的照片，钱家后人所保存的也已不多，甚至找不出其年轻时的照片，聊将一张他晚年的照片补充版面吧。（照片为钱家所存）。”当时读完后的直觉是，钱稻孙（1887-1966）在民国名气很大，是与周作人齐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大家，按道理，民国旧刊上肯定有不少关于钱稻孙的影像。因为钱稻孙不仅在民国教育部当过“公务员”，而且很早就在北京大学日文系担任讲师，讲授日文和日本史，后来又兼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接着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东洋史，后来从朱自清手里接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因此在官在学的复杂经历不可能不留下影像记录。这些影像的载体无疑是各类旧报刊以及相关周边文献。于是笔者很好奇，遂利用余暇找到了钱稻孙的一些影像，均不见于今日之网媒和报刊。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就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照片。
不久，“文汇学人”公众号又刊登了吴真的《与周作人“撞脸”的钱稻孙》（刊于4月19日，以下简称《同学录》），是对前文的补充和修正。作者主要“从两个冷僻的途径搜检资料”，一是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毕业同学录、大学一览等——这是可以想到的基本材源，因为钱稻孙毕竟是“大学中人”，一路也是从“青椒”到清华外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二是当时日伪摄影类刊物和档案如《北支》和近年公开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影像档案。作者因此发现了钱稻孙的6张照片，其中部分与笔者找到的有所重合。
事实上，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从侧面说明了钱稻孙在文史研究界“失踪”已久。目前仅见邹双双根据博士论文出版的日文专著《“漢奸”と呼ばれた男―《万葉集》を訳した銭稲孫の生涯》（2014年4月东方书店出版）。可以说，这位早年与鲁迅相交甚笃，精通日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对医学、美术、戏剧等都较为精通，且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现代学人已久被遗忘，其缘由当然是抗战爆发后其“落水”经历，如出任伪北京大学校长，与周作人在北平沦陷区共同维持北大校务，还曾参加两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一届和第三届）。
正如吴真的《同学录》一文所言，“民国时期的人物照片，确实不易搜求”，“但是若能找对路径”，“越来越多的钱稻孙照片，会从历史的角落里被翻寻出来”。本文就将“翻寻”出钱稻孙的一些稀见照片（1925-1963），为影像研究、钱稻孙研究和沦陷区文史研究提供一些基础资料和历史感，并就影像背景略作介绍。为避免重复，前文已刊照片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完成时，读到《文汇学人》刊登的《泉寿书藏前的旧影》（5月17日），提供了《艺文杂志》、《国民杂志》和《杂志》上钱稻孙的几张照片，与本文部分影响来源相同，但因为作者借助的是国家图书馆民国期刊数据库的低像素影印版，与原刊拍照的清晰度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部分内容值得重述。
一、陈万里、钱稻孙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欢送会

这张照片是著名陶瓷研究专家、也是中国早期摄影家陈万里旧藏，见于西泠印社2017年春拍“首届摄影及电影艺术专场”。西泠印社官网对该照片的介绍为：
陈万里（1892～1969）摄影并题跋 北京大学欢送西北科学考察团珍贵照片
图录号: 2871
估价RMB: 40,000－60,000
成交价RMB: 63,250(含佣金)
这里存在两个基本史实错误。首先，这张照片并非陈万里拍摄。其次，这也并非是“北京大学欢送西北科学考察团”。
陈万里本名鹏，字万里，1917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1925年，陈万里是北京大学的校医，同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彼时，美国哈佛大学考古队华尔纳(Langdon Warner)教授等人准备率队去敦煌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需要一位中文向导，因此由当时的北洋政府福开森(John C.Ferguson)介绍，邀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人参加，于是陈万里就被选中与华尔纳考古队随行。1925年2月16日从北京出发，7月31日返回，历时五个半月。在出发前一天，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特为陈万里举行了欢送会。
而在历史上，“西北科学考查团”正式成立于1927年4月，且具有宣示中国文物考古自主权和所有权的意义，主要是针对瑞典探险队的斯文·赫定等人将要赴中国西北各省考查地质、气象和收集文物的行为。比如北京学界发起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等等。1925年，陈万里只是作为美国考古队的随行向导，而1927年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中，中国团员15人，外国团员23人，因此这次科考也被称为“争取学术主权”的行动。（详见北京大学校史馆郭建荣的《西北科考从北大出发》，《北京大学校报》2007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