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中国问题》的现实启示

《中国问题》，【英】伯特兰·罗素著，田瑞雪译，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中国问题》，【英】伯特兰·罗素著，田瑞雪译，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储殷

1920年，享誉全球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讲学一年。1920年的中国，军阀割据、列强林立、国弱民穷，而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兼容并蓄。罗素不会意识到，这年2月，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纳粹党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问世。9月，罗素抵达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罗素字里行间真正关怀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一个有关中国文化存续发展的问题：古老的中国文化如何面对现代的西方文明？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有之，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墨守成规亦有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声音也始终没有断绝。主张尽管不同，但以文化为核心或主轴的这一问题意识却高度一致。

哲学家、文学家罗素对中国的观察，也以这个时代性的文化问题为核心。在两年后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开篇就提出了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在当时，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文化优异，摒弃西方中心论，罗素不愧是第一流的思想家。与同样来自英国的李约瑟一样，罗素也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科学缺失的遗憾：“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在艺术文学、礼仪风俗方面，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

罗素的《中国问题》是写给西方看的，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罗素字里行间真正关怀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面对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神秘大国，西方的未来怎样？“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有意思的是，罗素几乎不通中文，所以他对中国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理解，对陈子昂、白居易诗歌精神的认识，都来自于部分中国人的翻译和更多的西方汉学家的蹩脚的翻译。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即使有林语堂、辜鸿铭等人的译介，中国所能展示给世界的依然很少。所以我们看到罗素笔下引用的中文材料也极其稀少。引用较多的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听都没听过的两本书：李文彬的《中国历史纲要》、程锡庚的《现代中国》。绝大多数文献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

今天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可以参考的资料已经是浩如烟海，而当年这些二手、三手材料及罗素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观察，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存在着诸多隔阂是必然的。比如和韦伯一样，罗素也把儒家界定为宗教，并且将其与基督教相提并论，却没有认识到陈寅恪所说的儒家对中国真正的意义乃在于“建制化”。

罗素更加明白一个事实：中国的问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罗素看到了这个“少年中国”要实现文化更新，其前提恰恰是政治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胜利，是国富民强。所以他说未来中国必须建立有序的政府、发达的工业和智性的教育。而且不论相比于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罗素都更加明白一个事实：中国的问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他说：“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一道难题，外国人应该有一些耐心，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西方人不了解。如果能让中国人独立发展，他们会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品格的解决方案，而西方人绝对做不到。”这种见识是超越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

所以罗素这本《中国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从一个外部的视角，提出了中国要实现独立、统一、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走自己的道路，任何理论放到中国，都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实现完全的中国化，才有可能真正造福中国人、造福全世界。换言之，中国的发展实践，与西方的崛起必定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这种特色，需要中国人自己去探索、尝试和凝练。

事实上，我们回首百年中国的奋斗史，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的崛起，正是因为中国人民找到了并且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给出了中国自己的方案。所以我们才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让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上超过一百年前的强邻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速度”。

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现代罗素，跳出西方中心论，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的观察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