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亲眼见证国家由弱变强感到幸运

　　在刚过去的那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有幸作为嘉宾见证并参与了庆祝新中国70华诞的盛典。在天安门广场北侧的观礼台上，一种想和人分享的冲动油然而生。

　　1992年10月，我作为政府公派学生到日本京都留学。我所住的左京区元田中町，据说就是曾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当年在日本研究甲骨文时生活过的地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时尚属热血青年的我感慨万端，如鲠在喉，便给在国内的恩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多年之后，我们还是摆脱不了到人家的国度留学的命运，什么时候，我们能让人家来咱们中国留学呢？后来恩师把这封信拿到学校的报纸上刊发了。

　　1999年7月底，我学成归国。夜晚，轮船行经濑户内海，朦胧中看见巍然屹立的濑户大桥。它连接本州和四国，横跨在头顶的星空下，是日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不无羡慕地对我爱人说，我们国家不知什么时候能够造出这样气派的大桥？回来之后，2001年我去香港出公差，学生开车带我参观，其中之一就是香港新地标——青马大桥。这座桥和日本濑户大桥外形相似，也是钢索吊桥结构，气势恢宏，且在1997年就落成了。我顿觉两年前经过濑户内海时的感慨，纯属孤陋寡闻。之后，我在大桥桥端的碑石上，看到设计者和建造者均为外国公司，心中还是隐隐失落。

　　让人欣慰的是，最近20年来，在中国，那种用粗壮钢索悬吊起来的大桥早已不稀罕。据当年一起负笈东瀛专攻建桥的同学讲，杭州湾大桥、青岛胶州湾大桥在长度上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不久前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则是世界第一，明年即将通车的平潭公铁两用跨海大桥也即将超越濑户大桥了。甚至连高速列车这种当时在日本乘坐一次就足以对人炫耀许久的“神器”，在当今中国的大地上也已是四通八达，甚至比日本的里程还长、速度更快，更便捷。

　　这些年来，我常因学术交流到日本去，也会生发出一些感慨。尽管日本的天空还是一如既往地空澈澄碧，地面一如既往地不着纤尘，日本人的脸上还是那种波澜不惊的微笑，但这些已远不及20多年前我初到日本时那般震撼人心了。

　　1992年10月2日，抵达日本的第二天，我们一行8人乘坐一辆面包车在倾盆大雨中从大阪的伊丹空港驶向京都。在京阪高速公路上，或许是因为初来乍到一个让父辈铭心刻骨而我等却充满憧憬的国度，大家还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所笼罩，一路沉默不语，直到湿漉漉的车窗外一辆出租车一闪而过，有人发出连出租车都是丰田皇冠的惊叹时，气氛才稍微活跃起来。想象和现实完全一致，我们真的已经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要知道，拥有一辆丰田车，恐怕是当时国内一般百姓一辈子的奢望——我大学毕业时得到的一个祝愿礼物，就是一辆丰田车模。这个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多年以后漫步日本街头，我还会想起那满街都是丰田车的视觉效果。回忆归回忆，如今我却觉得这些车有些瘦小、单薄了。

　　每次回京都时，我都会到当年住过的地方看看。那幢建于上世纪50年代、伫立在鸭川河边、据说住过驻日美军的两层木结构房屋现在还在。镂空的木条镶嵌着的毛玻璃门里，挂着亚麻色的门帘，一副京都民居特有的悠然宁静之美。只是木质的门柱更加灰暗，裂纹更深更长了，门口悬挂的户主铭牌上已经换作了本国人。这是一个位于日本重要文化遗址下鸭神社附近的社区，有公务员宿舍、小学、高档餐厅，还有深墙大院的私宅。和日本这个国家近年来的整体经济状况一样，我当年住处的周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时光在这里几乎有一种不流淌的感觉。

　　虽然人们常说，日本直到现在仍在泡沫经济瓦解之后的泥沼里挣扎，尚未脱身，但从其科研和教育来看，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糟糕，甚至完全相反。距离我原来住所步行约30分钟、与日本的旧皇宫京都御苑仅一路之隔的地方就是我当年就读的大学。那是一所创办于1873年、奉行良心教育的教会大学，其创始人新岛襄被誉为“日本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16岁时偷偷跑到美国阿默斯特学院留学，毕业回国立志创办一所培养“一国之良心”的学校。经过几代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所学校现已成为载入日本中学历史教材的私立名校。

　　在日本传统宗教神道教中心京都旧皇宫的北侧、宋时从中国开封归来的留学僧创建的佛教圣地相国寺的南边，高耸的尖顶钟楼之下，绿树成荫，一幢幢洋溢着浓郁英格兰风情的红砖建筑掩映其中，错落有致。在这块三教鼎立、交相辉映的风水宝地，西装革履、不拘言笑的教授和衣着时尚、青春洋溢的青年，在和煦的阳光下，三五成群，或行或席地而坐，其乐融融。这是我对这所之后生活了7年的学校的最初印象。来日之前，我还为分派到一个并非自己所愿的私立学校而有些沮丧，但置身其中之后，时间越长，就越为自己感到庆幸，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将东西方结合的理想环境。一定要说有什么不满，那就是校园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