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辽宁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2）

严格说来，五四运动时代有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逆动的潮流。我们不妨从“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中，看一看这两股潮流的较量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选择的历史规定性。

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拍脑袋构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移植照搬外国某种模式就可以奏效的。文化方向的选择，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历史变动的结果。“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本质上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一场大辩论。“五四”时期，为什么守旧派抵制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行不通呢?为什么以傅斯年、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虽也认为守旧派的观点是“闭眼瞎说”，极力主张文化上“全盘西化”，但在实践上也没能行得通呢?为什么像梁启超、张君劢等人那样既反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又谴责资本主义腐朽与没落，而主张以中国古代文明和吸收一切西方文明，来构建一种所谓“新文明”，这种折衷主义的方案也成为一种泡影了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化方向的选择都没能跟中国当时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化的大趋势取得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尽管五四运动时期关于“救治中国”“再造文明”的“方案”和现代文化发展方向选择的“路线图”很多，但真正触及痛处，真正切合中国国情，并真正在未来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衍进中发挥了实际作用的见解，还是出现在了那些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它的前一步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思想家身上。

瞿秋白说：“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东方杂志》1924年1月第21卷第1号)他还说：“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方能正确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第1期)可见，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是作为政治和经济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而存在的，它关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最为可行的。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思想界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中，最为亮眼的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发展出路和文化更新问题给出的答案。陈独秀开始摒弃“全盘西化”说的影响，在驳斥新旧道德调和论的同时，开始指出西方社会的一切不良现象正是由“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是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有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李大钊更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做出了科学的理性分析。他认为，“直到十九世纪后半，这最高道德的要求之本质才有了正确的说明，为此说明的两位学者就是达尔文与马克思。”(《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1919年12月第2卷第2号)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不仅剖析了中国新思想代替旧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明确指出了近代中国只有社会大变动一条路可走。并进而指出：“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1920年1月第7卷第2号)尤为难能可贵地预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光辉前景。

五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尽管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经历了一些波折，尽管中国在文化更新问题上要比其他的国家来得复杂，也尽管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先进战士们其理论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但五四运动之后，没有哪一派势力能像早期共产主义者那样拿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观点与主张，没有哪一派势力能像早期共产主义者那样对中国未来文化选择的蓝图做出如此高瞻远瞩又准确明了的勾勒与判断，这是无法抹煞的事实。这笔“先驱者的遗产”，是“革命史上的丰碑”，它代表着五四运动的方向，代表着当时文化战线最高的思想成就，代表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