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如何形塑我们的生活？

一、引言

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我指出了未来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三个主要威胁。[1]第一，在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和不断加速的生态退化。第二，资本主义始终保持着3%的复合增长(资本的无限积累)，其压力随着呈指数级增长的曲线的跳跃式上升而变得越来越大。第三，资本主义面临着普遍异化(universal alienation)。最后这种状况与前两种状况密切相关，通常会在国家体制之内和之间造成日益成问题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它最显著的表现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以及以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埃及的塞西、匈牙利的欧尔班、美国的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普京为代表的威权民粹主义的崛起。普遍异化也是酿成很多个人悲剧的始作俑者，例如，在美国许多“被遗忘的”地区发生的阿片类药物流行病肆虐以及因长期酗酒导致死亡(因此当地的预期寿命正在缩短)所带来的悲剧。普遍异化还反映在自杀的韩国稻农、印度农耕者、英国山农、深圳富士康工人以及希腊失业而又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屋主身上，这里只是以此为例。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普遍异化，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普遍异化”作为一个概念有着即使并不特殊、但也是问题重重的历史。虽然异化在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引人注目，但在1840年代晚期马克思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时(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消失不见了，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重新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再次出现。随后，它似乎退隐于《资本论》的背景之中，并在其后期的著作和笔记中几乎完全不复存在。

后来力图重新提出这一概念的大多数批判性尝试都聚焦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对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根本性重构少有关注。张一兵的重构是一个重要例外。他写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这一概念的“科学”展现与之前使用的

【“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之间是具有根本的异质性的。其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异化观：《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它所构成的是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虚与实的矛盾；劳动的自我异化是一种逻辑反思，是在观念中设定的。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反思。原来工人活动的对象化结果，现实地成为今天工人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工人创造的‘先有’成为‘现有’的统治者。……雇佣劳动必然创造一个由自己转化出来的统治力量——资本，这就是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现实异化”[2]。】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异化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异化概念的重构是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来完成的。后来的尝试——例如拉赫尔·贾吉 (Rahel Jaeggi)试图按照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呈现的那样重构自我异化理念——必然需要推翻针对类存在的人本主义概念所假定的“本质主义和至善论”的反对意见。贾吉质问道，“要使异化概念的关键性意义为我们所用，而不依赖于包含最终的和谐或和解的确定性，不依赖于一个完全透明的个体的想法，不依赖于任由自我或世界完全听命于己的幻觉”，这可能吗？[3]虽然她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她忽略了出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革命性重构。尽管我将集中讨论这一革命性重构，但我也会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呈现的这次革命与其说是一种认识论断裂，不如说是一种根本性重构。马克思早期的(尤其是以贾吉所提出的方式重塑出来的)人本主义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呈现的科学进路中重新扎根并重新被概念化。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调和隐含在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著作中，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被理解为一种异化劳动理论。[4]这也是我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的结论中重提“革命性人本主义”概念的用意。

那么，根据这些截然不同的构思，“普遍的”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早期马克思而言，普遍性植根于我们的类存在所固有的所谓特质中。实现这些特质的潜力被资本所挫败。生产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成果遭到否定(他们处于一种同其劳动产品及其所参与的劳动过程相异化的关系中)。与生产中的异化相伴的是异己的、却被认为是补偿性的消费主义的发展。实现自我完善的个人潜能(在社会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参与劳动的过程中)被否定。如此构想的益处在于它是有前瞻性的和有抱负的。早期著作中被激发出来的感性的和存在主义的体验仍然是重要论题。劳动与其产品、价值及其生产规划的异化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所共有的论题。问题是，早期著作中对异化的理解没有植根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成的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