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機構制造焦慮“劇場效應”讓家長被“綁架”

“孩子四歲，英語詞匯量隻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夠？”

“在美國肯定夠了，在海澱區肯定不夠。”

暑期裡，微信朋友圈的一段文字讓何海(化名)莫名焦慮。

這是別人眼裡的段子，卻是何海正要面對的現實。何海的兒子剛過完7歲生日，轉眼就要上小學，他的英語剛學到字母“X”，而和他一起上課外班的幼兒園中班的孩子，有的已經能用英語講故事。何海滿心焦慮。

在“暑假逆襲”“彎道超車”“上課外班‘搶跑’才可能贏在起跑線上”的喧囂聲中，各種培訓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7月2日，教育部在印發《關於做好2019年中小學生暑假有關工作的通知》特別強調，要加強校外培訓監管。然而，暑期即將結束，課外培訓機構亂象仍頻：超前教育和焦慮營銷成為培訓機構吸引生源的兩大法寶﹔需求膨脹但市場准入門檻低，部分課程質次價高。

培訓機構制造焦慮有哪些套路？教學質量、培訓效果真的像機構們吹噓的那麼好嗎？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展開了調查。

培訓機構“制造焦慮”，家長紛紛“入瓮”

“220-173=47,僅剩47個名額了！”

“僅剩43個名額了！”

“再不下手趕不上了！”

某機構招生老師在微信朋友圈用“減法”營銷“制造焦慮”，營造“搶到”就“賺到”的氛圍。

一些已經報名參與春季班的家長，為了在暑期“續班”，還要登錄APP線上搶課。助教老師一輪接一輪的倒計時“讀數”更讓氣氛愈加緊張，“孩兒爸連WiFi,孩兒媽換4G”，某時某刻，全家為了“搶”一個課外班嚴陣以待。

課外教育培訓機構的焦慮營銷已然“成功”地“感染”了家長們。

北京西城區家長馮欣(化名)暑假裡把女兒送進海澱區某課外班，她總感嘆自己“覺悟”太晚。

馮欣的女兒9月開學將升入新初三，在這個京城最“火熱”的季節裡，馮欣母女每天往返於西城的家和海澱的培訓機構。看著那些對課外班駕輕就熟、一臉淡定的孩子們，馮欣說，“一天上四門課的不算多，還有一天上十個小時的呢。”

暑假裡把孩子送進“高中銜接課程”的還有河北的家長趙曉娜。趙曉娜的孩子今年剛參加完中考，除了中考前忙著一對一補習，各種高中銜接課程在孩子中考前就開始“輪番轟炸”。當時培訓機構的老師推薦了“好學班”“精進班”和“志高班”，其中“志高班”需要孩子中考成績600分(中考滿分為650分)。

當趙曉娜終於下定決心要報名銜接課時，卻發現居然都快報滿了。而機構的老師還在耳邊不斷地“販賣焦慮”——“現在嚴格按照交錢順序給學生排位置，再不交錢就隻能坐最后一排了。”

看來培訓機構的“心理宣傳攻勢”很有“成效”，趙曉娜連說自己還算“幸運”，至少“搶到”了火爆的課程。

有著多年中學教學經驗的趙桂琴老師告訴記者，如今課外輔導班的質量參差不齊，一些自以為在課外班學過的孩子課堂上會有懶學等抵觸情緒，但其實並沒有扎實掌握學習知識，“就像吃了夾生飯，消化不了，久而久之，甚至造成了學生的厭學情緒。”

真金白銀能否換到良師為伴？

當家長不惜花費高昂的價格將孩子送到輔導班后，獲得的是優質教學還是心理安慰？

在北京海澱區某培訓機構的暗訪中，記者隨機與一位名叫王皓的“老師”聊起“機構教師是否需要教師資格証”時，他一臉驚訝地表示“不清楚”。同時，王皓也並不知道他工作的培訓機構是否具有營業資格，因為，其他的“老師”和他一樣，大多數都是在校大學生。

王皓說自己假期想在學校附近兼職英語老師。正巧，王皓的學長在經營一個小型輔導機構，很快，這名零經驗、零資質的大學生就搖身一變成了英語老師。“名牌大學生”的招牌讓王皓很快成為備受推崇的“好老師”。於是，一名完全沒有接受過專業培訓、沒有教師資質的大學生，就擔起了授業解惑的責任。

2018年，教育部在《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切實做好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從事語文、數學、英語及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知識類培訓的教師應具有相應教師資格。培訓機構應將教師的姓名、照片、任教班次及教師資格証號在其網站及培訓場所顯著位置予以公示。”

記者查閱了六家包括線上和線下的課外輔導機構的招聘要求，僅有一家機構在要求中注明“需持有教師資格証”。王皓說，“在很多機構，教師資格証僅僅是簡歷和面試中一個‘錦上添花’的選項。”

曾在一些非正規培訓機構上課的川川吐槽，“那些培訓班基本是靠老師們借場地、借桌椅，東拼西湊成的。老師上課問問有沒有問題或者不會的作業，沒有的話就一直照著書往下念……”

沒有合格老師，沒有營業資質，在這種培訓班不僅培訓質量堪憂，甚至學生的人身安全都難以保証。